近年大學民主牆惹來不少爭議，學生和校方不斷發生衝突，更有學生被處分停學或退學，這些衝突引起大眾關注大學校園的言論自由。
大學民主牆並非近代產物，早在70年代，本地大專校園已有地方張貼大字報。後來民主牆的概念逐漸形成，那是互聯網未發達前，學生表達意見的重要渠道。牆上的文字記載着不同年代的大學生思潮，見證學運的發展歷史，有如古時傳達訊息的烽火台，成為一個凝聚學生討論的空間。昔日牆上的唇槍舌劍，依然縈繞於當年學生的腦海中。
記者｜蕭韻蕊 編輯｜江曉琳 攝影｜江曉琳
大字報的出現可追溯至50年代的中國大陸，當時政府鼓吹民眾以大字報表達對社會的看法；及後於文化大革命的十年間，寫大字報的風氣更為盛行，民眾紛紛表述政治立場，民主牆因而漸漸形成。文革過後，北京的西單民主牆出現批評政府、宣揚民主的文章，這些行動演化成民眾對政治和社會的訴求，是謂當時民主運動「北京之春」的開端。
本刊記者訪問部分前學生會幹事，希望追溯民主牆（前稱大字報）何時在本港學界出現，但具體時間似乎無從考究。據1975年香港大學學生會會長麥海華憶述，當年在港大圖書館門口旁已有張貼大字報的壁報板，由學生會管理，並無具體使用守則。那時純粹因圖書館附近人流較多，在該處張貼大字報能吸引同學圍觀，讓更多人接觸到不同意見的看法、訴求。
70年代大字報 學界派系針鋒相對
麥海華的大學歲月正值學運的「火紅年代」，當時大學生主要分為國粹派和社會派，前者主張認識中國，後者則認為關注香港事務更加重要。兩派同學於政治議題上針鋒相對，派系間的衝突反映在民主牆上：「即使個別同學發表意見，亦主要圍繞學生會角色的問題、評論國粹派和社會派的立場，較少關於私人問題。」麥海華指，開學初期，國粹派當權的學生會會向新生宣傳其思潮，鼓勵同學多認識中國；學生會選舉前夕，分屬國粹派、社會派的候選內閣會互相攻擊對方，務求爭取同學支持。因此這兩段時期的大字報討論最為熱烈。
當年大字報引起的風波不斷，麥海華認為其中《學苑》事件有莫大影響力。1974年文革期間，港大學生報《學苑》聯同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學院和香港浸會學院的學生報，計劃合辦「新中國專輯」，講述中國大陸的發展情況。《學苑》提出數篇文章，包括由逃亡至香港的紅衛兵（筆名虞雪）撰寫的《理性的黃昏》，批評中共專政、反思文革對中國社會主義的衝擊，引起嘩然。當時國粹派主導的港大學生會，聯同其他大學以大字報發表的立場書，批評《學苑》「反共反華」，沒有正面看待中國發展的成果。由於其他大學的學生報拒絕刊登《學苑》交出的文章，「新中國專輯」計劃最終告吹。
壁報板上戰火不斷，但麥海華認為大字報只是輔助：「學生如果討論得激烈，就不單止張貼大字報，更會凝聚同學的力量，逼使校方改變，例如同學不滿校方接待英女皇訪問港大，便派發傳單呼籲同學杯葛其歡迎儀式。」後至1976年，隨毛澤東逝世、「四人幫」倒台，國粹派的意識形態崩潰，學運轉入低潮，校園內的辯論氣氛逐漸淡化。
民主回歸的爭論
直至80年代，大專學界開始統稱張貼大字報的地方為民主牆，學生會亦開始規管其使用。以中大為例，主要的民主牆位於范克廉樓外，不同書院亦設有大字報專欄。蔡耀昌是1987年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副會長，他引述當時的大字報須具作者姓名、書院及學系年級，經學生會審批後蓋印並代為張貼，一般不含侮辱、歧視成分的均可通過。那時電腦影印尚未普及，大字報多由同學以箱頭筆書寫，字跡秀麗的人更會用毛筆。有些大字報的內容長篇大論，抄寫需用上數小時，為使更多人看到，當事人都會找朋友幫忙，抄寫數份後再貼到不同地方。
蔡耀昌憶述，范克廉樓外的民主牆位於飯堂附近，午飯時間人流頗多，因而成為發表言論的主要陣地。當時的討論圍繞校園生活，如「應否取消八時半的課堂」、「飯堂食物質素欠佳」等，切身的話題更易引起同學關注。蔡耀昌認為民主牆在帶動校園討論氣氛上有一定作用：
當時一些沒有組織背景的同學，可透過閱讀大字報得知校內的討論焦點，也能發表意見。
1989年中大學生會幹事會外務副會長莊耀洸認為，「戴卓爾夫人信件事件」（下稱戴信）是80年代民主牆上最轟動的大事。1983年10月時值中英就香港前途談判，在此之前，港大、中大和理工學院的學生會，曾聯署一封公開信給英國首相戴卓爾夫人，表達民主回歸中國、港人治港的訴求，冀促進談判步伐。時任港大學生會副會長葉建源表示，當時的港大學生會規定，發出對外聲明需獲評議會授權，在24小時後才可公布。但學生會發信時，不足法定會議通知時間，令不少同學質疑其合法性，遂於民主牆上批評學生會的做法，同時討論民主回歸的可行性。據莊耀洸統計，當時針對戴信事件的大字報約有600多份，平均每九名學生就寫了一份。現為教育界立法會議員葉建源，於戴卓爾夫人逝世後撰文講述事件引起的大字報潮：「這肯定是港大歷史的紀錄！」最後，有同學按學生會會章要求召開全民大會，並在會上決定撤回該信。
高錕任港事顧問 民主牆學生抗議
到90年代，民主牆的發展漸趨成熟，同學在民主牆表達意見相當普遍。現於中大政治與行政學系任教的周保松，曾擔任中大學生報校園版編輯，他表示很多前學生組織成員畢業後仍會張貼大字報，例如在1992年學生不滿大學保健處漠視病人權利的「保健處事件」，莊耀洸曾以舊生身分聯署大字報。此外，同學若想回應大字報的內容，可在該報旁邊留言，稱為小字報。小字報雖不用經學生會審批，但同學多會主動留下姓名。周保松憶述同學間的爭辯：「大家的回應不停地用箭頭『指來指去』，寫一句『我不同意你』，然後用箭頭指去另一處，繼續寫上回應，很有趣。」情形就像今天社交媒體上的留言互動。
周保松相信民主牆除了營造理性討論氛圍，也是學生動員的主要媒介。1993年3月底，中央政府聘任港事顧問，就回歸議題徵詢香港各界意見。中大時任校長高錕被委任為第二批港事顧問，消息隨即引起中大學生抨擊，即日已出現相關大字報。最高峰時，有二、三十份貼滿十多塊壁報板合起來的民主牆，有些甚至因壁報板不足而要貼在地上。由於民主牆在飯堂附近，常常吸引大量學生駐足閱讀和討論。校園的主流聲音反對高錕的決定，但他亦不乏支持者，兩邊雖針鋒相對，卻皆以道理論辯為主，甚少出現意氣之爭。
儘管民主牆上的爭議沒有改變高錕出任港事顧問一事，但同學間的討論成為全城焦點，顯示出民主牆的影響力。周保松指，校方其實會留意大字報內容，藉此了解同學的看法，甚至曾因而改善校政，例如保育政策、課檢制度等，均是由民主牆施壓。相比起出任港事顧問，這些事看似十分細微，但民主牆亦扮演着重要角色，改善校政問題。
昔日學生會成員：校方不應干涉
談及現時民主牆使用情況，所有受訪者皆不約而同地認為，言論自由有條件約束，並非「想說甚麼就說甚麼」。但蔡耀昌補充表示，民主牆屬學生會管理範圍，問題應交由學生會處理，校方不應干涉；麥海華亦指學生言論自由應受到保障和尊重，同時須「文責自負」，承擔不恰當言論帶來的後果。
由70年代起，民主牆慢慢成形，記錄着大學校園內外的大小事，由「火紅年代」的愛國思潮，到思考香港前路，以至主權移交前夕的風浪，大字報反映了一個又一個時代的變遷。民主牆昔日的光輝歲月，今天只剩下愈演愈烈的口號式爭論。民主牆能否回復舊日理性討論、凝聚意見的功用，仍有待時間驗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