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疫症的距離

研究全球公共衛生的國際關係學者Mika Aaltola在2012年出版的《理解流行病的恐慌政治》（Understanding the Politics of Pandemic Scare）提出了幾點：一，全球公共衛生的政治是由同情心（compassion）和遏制（containment）的互動而造成。沒有危機之時，往往會有很多跨越國界而對遠距離受難者（distant sufferer）的同情，但流行病一爆發，出現全球性的緊急狀態，同情就會被置換成遏制，要把疫情限制在某個點或區域之中，防止風險擴散的威脅；二，因為全球不同地區的不平等，風險的分配及各地區要承擔的風險也不平等。這國際政治性的格局不是抽象的，而是會直接形塑日常生活，使每地區的人面對不均等的風險，而社會的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也使不同人的身體以不同程度被暴露在風險之中（differentially exposed bodies）。三，這些個人身體的痛苦遭遇，會成為媒體奇觀，被用來評價政治體（political bodies）的管治能力，甚至評價整個文明體系是衰落還是復興。如此關注人體身心的政治性的學問，他叫做「政治身心學」（politico-somatics）。

Aaltola的觀點，頗切合我們現時的狀態。此刻的香港和周邊不同城市，似乎都有類似的經歷。從大陸的封城，城際交通的中斷和農村堵路，到香港再到周邊國家甚至更遠的地方，都在「遏制」疫區的旅客身體。這些社會在財富和權力的不平等，造成不同地方的政策，承受不同的風險，而不同階層的身體的暴露性也不同。在流行病爆發時期，社會的「前線」是醫院、醫護人員、清潔工人、交通工具和酒店的服務員等等，這些人的身體，跟在home office面對文件報告而不用戴口罩的官員來比，是階級差異造成的暴露性。在一段廣傳的短片，上海醫生張文宏憤怒地叫共產黨員不要只指揮，而是要為人民服務上前線，這同樣適用於香港的高官與前線。這裏，我竟然有點懷念2003年SARS爆發時的董趙洪娉女士——雖然這位董建華太太當年全副保護衣到疫區被很多人批評和恥笑，但對比今天的高官們，董太身為特首夫人的尊貴身體還算是踏出了一步，感受平民的風險。當然，比起在SARS期間犧牲的醫護，權貴踏出來不算什麼，但她跨越了一下她的階級邊界，也可以啟發我們觀察現時的權力分佈：權力的不平等，不單單以「上層」和「下層」來截然劃分，因為在上者「移前」可以獲得人心，而在「後方」「親自指揮」則有可能被公眾質疑。至於Aaltola提及的第三點，即有關這次肺炎是否象徵「文明衰落」，現在談論是言之尚早，視乎疫情的發展和事後的詮釋。

疫情與政情

無疑，Aaltola的研究無法完全解釋香港的公眾恐慌。原因之一，是他把恐慌理解成一個疫情急速發展下的反應，是全球緊急狀態的結果。他集中分析不同全球事件，卻沒有進入不同疫區去理解地方的特殊性。香港此刻對疫情的恐懼，是跟市民對政權的恐懼同步發展的。這政治性的恐懼之所以出現，原因是存在一個很穩定的地方政權結構長期把中央的指令置於地方的民意之上，而且，2019年發生的反修例和反警暴運動，其實嚴格來說還未算完全結束。簡言之，Aaltola的「政治身心學」是全球視角，專注於全球性的流行病如何產生恐慌。但香港人的不安感，不只來自病毒，也來自一個在結構上和近年表現上均無法提供安全感的政府。事實上，早在全球緊急狀態開始之前的大半年，香港這地方本來就已經身處於緊急狀態，也已有很多市民在討論恐懼情緒了（文藝雜誌《方圓》這期的專題正是恐懼）。

所以，對「疫情」的恐懼和對「政情」的恐懼，在香港此地是難以分開的。疫情與政情的關係，也在醫護罷工一事上最能體現出來：醫護罷工，要求封鎖邊界，既是恐懼流行病，也是恐懼政府根本不是在保護自己的生命，當中涉及裝備的不足，也涉及去年反修例運動時警方如何對待醫護，還有特首傲慢的言辭。醫護出於恐懼而勇敢地罷工來守住邊界，也顯示出恐懼不必然被理解成一種內在的情緒。恐懼是跟外界不斷互動的，涉及政體的邊界和政體的穩定性——它們直接影響市民的安全感和公共心理。

有關政體和邊界的不穩如何影響公共情緒的起伏，甚至產生恐懼，社會學家Mabel Berezin的說法頗有啟發性。她指出，一個社會存在互信和友愛，不是憑空地用口號創造出來，而是先存在一個有能力帶來安全感的政體／狀態（secure state），其邊界內有警察公平執法，外有軍隊應對人類社群的威脅物。隨着邊界內外的穩定，紓緩或中介了人類直面威脅和危機的感受，邊界內的人便有可能互相溝通，然後慢慢建立互信，然後是友愛，甚至對邊界外的同情。但如果邊界和體制無法帶來安全感，不確定性會使人產生恐懼，甚至只能以仇恨來應對一些自己完全無法控制的人或物。如果借用Berezin的框架去解讀香港近年所滋長的恐懼和仇恨：原因不是因為人們愚昧地被近年的民粹或右翼知識分子煽動，也不是因為香港受過百多年英國殖民主義者的洗腦，而是民間很大部分（黃絲）人口感到主權、政府、邊界、警察和軍隊都不屬於自己。

這「不屬於自己」的感覺，也是一種隨歷史發展累積而來的身體經驗，例如，在2014年和2019年期間，有不少良好市民是因為身體吸入了催淚彈而完全推翻了自己之前多年的政治意識形態，感受到「警察原來不屬於自己」，才因而「仇警」。是否曾經吸引催淚彈，甚至定義了你是否屬於香港人。至於感到失去「邊界」的感覺，關鍵是高鐵的出現激烈地改變了邊界關口的想像：從最初屬於一條遠在北方，要跨過的「橋」（要過一條河），變成了市中心一個「站」。但整體來說，香港人感到市民身體和城市邊界出現變化，起點可以定在2003年，而那年的事，也為現時的恐懼奠下了一些基礎。

SARS事件的身體與政體

2003年，香港人在對抗SARS時發現，SARS來源是一位在廣東感染SARS的醫生劉劍倫教授，他沒有用口罩自我防護，「自律地」服用抗生素，聲稱來香港出席親人婚禮，入住香港一家酒店而感染了多位住客。媒體評論認為，這位廣東病人甚至很有可能是在來港前已知自己帶病，卻仍然沒有通報和自行隔離。於是，大陸客作為「隱形的，隱瞞甚至說謊的超級傳播者」這一身體想像，是那時開始的。而到了現在，我們仍然不斷看到有關新聞。我覺得幾家香港餐廳張貼告示不招待大陸客的原因，也是跟這一身體想像有關。當然，不招待陸客，也是由於民間感到官方邊界不是自己可控的，只能在自己周邊的空間劃界，製造自己的邊界，也是一種Aaltota所指的「遏制」，就像大陸農村用車堵路，不讓同胞入村。但如果用「文化歧視」來簡化及標籤這幾間餐廳，其實不太站得住腳，畢竟疫情過後，這幾家餐廳拿下告示，大概沒人會因此說這證明了香港社會又變得包容了。有關何為歧視這點，要作更多認真討論。

如果SARS爆發一開始便構成了我們想像「大陸客」的身體，其結局則影響了我們如何想像特區的政體和邊界。事件結束後，當很多香港人因為犧牲了的299名醫護及市民（包括被稱為「香港女兒」的謝婉雯醫生），大陸官方則甚有「政治智慧」地借香港的危機來為香港去殖民化。不單是官媒大力宣揚抗疫是中央送物資的功勞（而那時香港的物資其實並不像今天般缺乏），也引入自由行的經濟作為送給香港的「禮物」，「拯救了」香港。換言之，當地方在危機過後仍然在悼念犧牲的市民的崇高遺體，大陸官媒則宣稱自己的政治手段和優惠政策才是最大功勞，把政體和物體置於一群被視為地方英雄的市民身體之上。之後幾年，自由行和一簽多行帶來各種中港矛盾，而一些旅客也認為自己是送禮的「恩主」，使旅客的身體本身變成了送給香港人的「禮物」甚至「主人」。

這些有關身體和邊界的感受，恍似跟今天的疫情毫無關係，但其實影響了公眾的恐慌情緒。作家韓麗珠在近日一個公開的facebook status作緊急呼籲封關，便寫道：「大愛包容可以忍受拖過自己腳面的行李箱，但沒有一種愛應該要包納傳染病。」這裏可見，對流行病的恐慌（緊急呼籲）如何跟香港邊界消失下的身體感受（忍受行李箱對腳的傷害）和排斥性的「遏制」緊密關連。這句可以被解讀為她接納旅客身體，但遏制帶病者的身體，把後者視為風險，也要避免表達愛的情感，故此要求守住政體的邊界。

地方知識共同體

以上可見，現時的公眾恐慌，不單單來自疫情和缺乏物資，也來自對不同身體的想像和記憶（劉劍倫，謝婉雯和陸客等），也來自政體邊界重組後的感受。在疫情尚未完全來到香港時，不少市民已戴口罩和緊張討論關口，而有一些較年輕的人和居港的大陸人卻認為這是「大驚小怪」的過度恐慌，這正正是地方身體記憶的差異。不少香港人會說，「識驚」其實是正面的，是敏感和機警的表現，「唔識驚」更可能被視為蠢蛋（例如，有些市民最初認為不用戴口罩而表現淡定，但在意識到風險的嚴重性殺到埋身時，買不到口罩便衝擊商店）。

換句話說，香港市民扎根地方的身體記憶，衍生出地方公眾對恐懼的特殊理解，又涉及防疫資源的分配，而且互相影響（「affect」，也是情動或情感被外力打動的意思）。我們可以探討更多這些社會文化和物質關係的交錯，而不一定要集中在經典文本如何定義恐懼（例如討論恐懼跟其他基本情緒在本質上有何分別，恐懼和焦慮的定義有何不同等等），也不必一開始便視之為負面情緒（指責摘恐懼者很不理性，無法行動，在被廣為引用的Frank Furedi和Martha Nussbaum的著作都可見這類本質化的傾向）。把恐懼視為一種地方情緒，甚至地方文化一部分的研究，仍然相對邊緣。

已經有很多研究建議人如何轉化恐慌。例如好奇心或知識可以紓解恐懼，叫人學懂與恐懼共處，或擁抱恐懼，或以文藝性的書寫、表演或裝置等把它轉化。但從香港的地方出發，在這刻要化解恐懼，首要當然是向政府奪回我們的口罩和關口，也要學習遵守衛生專家的建議，同時幫忙親友、街坊、陌生人和病人。值得進一步討論的，是此身處這「疫情—政情」雙重恐懼下，民間的公民社會和共同體的去向。有些論者認為疫症可以令政權崩潰，而這是筆者不相信的，原因是民間恐慌不單會造成秩序混亂，而政權也可以透過混亂而更深入介入民間（漢學家Philip Kuhn的《叫魂》就是說乾隆皇帝如何借妖術恐慌去強化帝國的控制權）。我還是認為，要回到香港的地方史及共同體：2003年不止有SARS和自由行（當然還有23條、負資產和政客的傲慢等），也出現了50萬人的示威，強化了公民社會。雖然本文寫作之時，醫護的罷工已暫時告一段落，但這明顯只是一個開始。

現時，黃色經濟共同體在分擔了一些分發物資（及安全感）的作用。但筆者更感興趣的，是知識共同體——事實上，現時可以制衡官僚的，其實是公共衛生專家的科學知識，甚至使政府在理據上也必須「引用」世衛的建議，也不得不強調其政治決定要跟科學取得平衡。科學當然是政治性的，但也當然可以跟政治保持距離。一場疫症，可能會把眾人的焦點從修例、全球氣候到帝國經濟戰扯到災後重建的方向。官僚及民粹都可能因而被整頓，換上同樣是政治性的科學知識專家，也是不出奇的。一場疫情大概不可能長年累月持續下去，到它差不多穩定下來，城市秩序有待重建之日，一些抗疫專家及科學知識有可能官僚化，例如以整頓公共衛生的名義出現，但混合了各種政治計算（例如會順道審視2019年的示威）出現。建構一個以民為本的科學知識共同體，可能是必要的，但這已超出筆者的知識範圍了。此刻，我們還是要聽專家建議，勤洗手和戴口罩。

(原載於2020-2-9 明報副刊：https://news.mingpao.com/pns/副刊/article/20200209/s00005/1581185232630/周日話題-肺炎的恐慌政治?fbclid=IwAR3mhyQzTn-YqlrtcS2BQq0jZgq9QrbCMircwXgzajJN1krc2_kPPVhjvP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