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十一國慶翌日，20歲的Morning（化名）正在英國雪埠（Sheffield）的市中心擺設街站，向途人講解香港的近況，譴責警方以實彈射擊示威者，並就中槍事件指責中國。一個玻璃瓶突然從人群中拋出，向他眼前襲來，他的腦海頓時一片空白。「砰」的一聲，玻璃碎片散落他腳邊。差一點，Morning就頭破血流。
自反修例運動以來，港人在海外為香港事件發聲時，不時面對各種滋擾和打壓。今年6月30日晚，港區國安法正式生效，條文中強調，無論被告是否香港居民，是否身在香港，國安法同樣適用。在海外抗爭的港人，不能倖免，一旦罪成，最高刑罰可被判處終身監禁。在「繼續抗爭」和「安全回港」之間，他們只能二擇其一。
記者｜趙泓達 編輯｜郭樂欣 攝影｜郭樂欣
在英國雪埠留學近四年的Morning，去年返港放暑假時遇上元朗721事件，當時他正身處於西鐵列車內，不滿警察遲遲未到場及不接電話，促使他投入香港街頭社運。九月回英國開學後，他和來自香港的朋友在當地創立組織，自發到社區擺設街站和發起聯署，呼籲更多人關注及聲援香港的抗爭。他們曾在一天內就支持香港民主運動收集2,600個實體簽名，遞交至市議會。最終獲邀至市議會發表演說，更得到市議會的支持。
去年十一前夕，Morning和組織成員在雪埠市中心第一次擺街站時，被一名手持地拖的內地學生指嚇，威脅他們別侮辱中國，否則會殺死他們。眾人不以為意，預計對方不會付諸實行。十一當日，香港有學生示威者在荃灣中槍，Morning與朋友悲憤交集。翌日到市中心派發傳單，講解中槍事件，提及中國國慶，結果引來百多名內地學生舉國旗、唱國歌，有一位曾出言恐嚇他們的內地學生突然從五米外，向Morning與同伴投擲玻璃瓶，Morning形容：「真的是瞄準我們扔，如果我的同伴走前幾步就會頭破血流。」最終Morning和同伴需在議員和警方護送下離場。
除此之外，自組織成立至今，Morning和組織成員在當地一直受到滋擾，被拍照、跟蹤、英國住址在微信被流傳、被恐嚇，揚言「見一遍打一遍」等情況已成常態。不過，面對重重威脅，Morning指未有成員因此而放棄為香港發聲：
「我們被恐嚇過很多次，但一向不怕。」
國安法通過後，Morning起初亦曾感到害怕，他又預計若自己繼續在英國進行游說工作，回港後會被控勾結外國勢力。在朋友眼中，他被捕是早晚的事，而父母也勸告他不要再參與抗爭行動。考慮到在外國比香港能有更大空間延續抗爭，而且只要身在外國，國安法難以執行，對自己的影響有限。為了爭取香港民主，Morning選擇堅持：「要麼不做，要做就做盡。」即使心有不捨，他最終在今年九月踏上飛往英國的航班，繼續學業，決定自此不再回港，並進行更多游說項目。
國安法下人心惶惶
於東京留學的21歲港人Ken （化名）在反修例運動開始時，一直關注香港的人權和民主狀況，其後與其他抗爭者成立「Stand with HK at JPN」，先後多次發起支持示威者的遊行、集會。組織共有四名成員負責對外事務，他們會露面接受訪問、參與遊行等，Ken正是其中一員。在過去，他與組織成員一直積極接觸跨黨派的日本國會議員，進行游說工作，亦曾就香港民主情況接受當地媒體訪問，包括NHK、TBS電視台的新聞節目，在當地政治圈的知名度逐漸提高。
除此之外，組織也有擺設街站、做街頭文宣，向當地人解釋香港情況。不過，擺設街站時，偶有內地遊客上前責罵。Ken聯同南蒙古人到中國大使館抗議時，亦曾遇上近20名內地人拉起寫有「日中友好」的橫額反示威。在和平的人鏈活動時，亦有人刻意上前拍照，拍下參加者的相貌。不過，Ken表示不會沒有因騷擾而對抗爭卻步。
然而，在國安法下，過往高調行動的組織成員亦變得小心翼翼。參與遊行時，他們會身穿包裹全身的衣物，又以口罩、太陽眼鏡遮蓋面部特徵。活動結束後，他們會隨即更衣，避免被人認出。即使接受訪問，也會要求變聲處理以隱藏身分。在溝通方面，成員轉用具加密功能的Telegram，更會定期刪除用作聯絡的對話群組，再另建新對話群組；大部分抗爭者又以化名相稱，以防暴露身分。除此之外，Ken亦在社交媒體上刪除自己與其他抗爭者的好友關係，避免外界能從自己的社交媒體中找到其他抗爭者的行蹤。
儘管大家用盡方法隱藏身分，仍有不少人擔心參加示威活動會被秋後算帳。Ken觀察到近日參與遊行的人數大幅下降，最近十月的一次大型遊行只有300人參加，與他期望的規模有落差。他認為，國安法實施對一般海外港人而言是一個心理壓力：
「有些參與者預計自己需要回港，會重新考慮能為運動付出多少，有人由現身支持轉為後勤製作文宣。」
有人選擇淡出運動，有人選擇堅持，就算代價是從此訣別香港。國安法通過後，Ken決定短期內不會回港，繼續公開抗爭。他解釋，要讓日本人了解香港民主情況，會見日本議員、交流情報都是持續的工作，一旦退出便會前功盡廢。經過多番接觸，今年六月終於有國會議員與香港人聯合舉辦記者會，正式關注香港議題。十一月，更有跨黨派議員促請國會修訂人權制裁法案，制裁涉侵害人權的香港官員。Ken深信只要慢慢向日本人解釋香港情況，終會得到日本人支持。他有心理準備自己會因國安法而被通緝，甚至連在港的家人也會受到騷擾：「一定怕，但也要繼續。」他強調已經「拋個身出來」，不會後退。
避免觸紅線 自我審查帖文
身在美國的Chris（化名）也同樣受到國安法困擾。37歲的Chris到美國工作近十年，去年在德州侯斯頓（Houston）成立了港人組織，先後發起多次遊行和集會，聲援香港的示威行動。Chris指國安法頒佈後，組織立即刪除或封存了社交媒體上所有遊行照片，避免洩漏組織者及參加者的身分。為避免觸及官方神經以致誤墮法網，他們甚至刪除所有與反修例有關的分析及評論帖文：
「你不知道它的線劃到哪裡，我們的家人在香港，總要回香港，所以真的害怕。」
就算短暫時間內不會回港，Chris仍然十分憂慮會被秋後算帳。去年一次遊行集會期間，他們遇上反示威，有內地人唱國歌、舉國旗，更有人拍攝參加者樣貌。Chris相信，負責處理港人證件事務、掌握港人大量個人資料的中國大使館，可透過網上示威的照片和錄像辨認出活動參加者的身分：「你永遠不知道它甚麼時候會敲你門，找你麻煩。」事實上，Chris也察覺到示威人數在該次滋擾後大減，人數由超過80人大幅下跌至約10人參與。
Chris於去年12月因工作關係移居至另一城市，暫時只能遙距為侯斯頓的組織做後援及聯絡工作。由於居住地沒有港人組織，他主要以聲援紐約的活動為主。若有支持香港的集會，他一定會出席，但暫時未有考慮成立新組織。
堅持繼續 做香港做不到的事
「我未曾聽聞有人因為害怕國安法而不再參與。」同樣身處美國，55歲的楊錦霞卻有不同的看法。她在美國參與香港民主運動超過30年，90年代協助組織香港民主人士到訪美國。在2014年，她更創立紐約港人組織NY4HK，自反修例運動起，組織頻繁舉辦遊行、集會等活動，呼籲國際關注。楊錦霞認為國安法頒布後，活動規模沒有縮小，仍有很多當地港人支持，每次活動約有100人參與。她猜測，國安法實施後遇上疫情，參與者戴口罩後不易被認出，加上未見有居美港人因國安法被捕，參加者危機感不大。
國安法來臨前，楊錦霞曾一度天真地認為自己仍可回港，更打算以美國護照入境香港，「有事最多走翻轉頭」。及後至八月，她發現自己被《大公報》點名，指她勾結外國勢力，干預香港內政。得知有可能會因國安法被捕，預計十年八載都沒有機會回港，當時楊錦霞心情惡劣：「將難過感情付諸於其他事，喊完第二天起身努力。」她表示，由於自己曾經到華盛頓就香港人權與民主法案作游說，已無法回頭，而且她自認是民主路上愈戰愈強的人，不會被嚇怕，亦不會後悔。
楊錦霞深信身在一個民主自由的地方，能做在香港做不到的事，為香港的民主進程貢獻更多：
「你們不可以講光時，我幫你講；你們不可以貼敏感的東西，我幫你貼。」
她認為世界各地的香港人都可以利用這個空間，儘量做香港被禁的事，以推動香港的自由民主。
法律學者：香港屬犯罪，海外同屬犯罪
香港大學法律學院院長傅華伶指出，當罪行會危害一個國家的核心利益時，該國的刑法便可以延伸至境外及非該國公民，所以國安法下列明的罪行是否屬於國家核心利益，就是爭論點。他又補充，當國安法犯罪行為或結果在香港發生，香港法律就會適用。他舉例，香港人在美國製作港獨網站，雖然犯罪行為在美國發生，但在香港的人可以看到該網站，犯罪結果就在香港發生。在這樣的情況下，主權國就有一定的管轄權，惟管轄權概念甚廣，亦不能一概而論。
傅華伶表示，在法律層面上，在海外的行為只要涉及國安法的四個罪行，即分裂國家、顛覆國家政權、恐怖活動，以及勾結外國或境外勢力危害國家安全，就跟在香港犯國安法一樣：
「最好的理解就是在海外和香港沒甚麼區別，如果在香港是犯罪，在海外也是犯罪。」
而唯一的區別是執法問題，香港在海外沒有警察，執法上不太可能，但如果犯法者在香港轉機，就有機會被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