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稿子被抄襲了。」2020年10月，四川大學校園媒體《常識》發現在兩年前發布的，關於同志浴室的調查報道——《成都同志浴室：自由與自由的背面》被微信公眾號「赫茲實驗室」抄襲並竄改，更在一天內取得十多萬閱讀量。報道原作者、時任《常識》記者的江煙向微信公眾平台檢舉不果，反被抄襲方質疑學生記者的新聞專業。《常識》近30位新舊成員決定通力反擊，梳理抄襲證據、查清抄襲方底細，一天內完成一篇六千字的回應，獲得大量輿論支持。
該抄襲事件在微博的閱讀量衝破一千萬，也令《常識》成為一時熱話。不過，內地校園媒體並非一直如此受大眾關注和支持，作為學生的新聞實踐平台，處在大學中的校媒和眾多內地媒體一樣，面對著政府不同程度的審查和資源限制，更要處理和校方的關係，尋找發聲空間。
記者｜趙泓達 編輯｜殷木子 攝影｜王靖琳
撰寫《成都同志浴室：自由與自由的背面》的報道時，主修文學的江煙還是四川大學的三年級學生。那時他剛加入《常識》不久，坊間有「同志浴室是淫亂場所」的流言，恰巧他又取得採訪線索，便想一探事實。最初，沒有豐富報道經驗的他只採訪了一間同志浴室的經理，後來想到為免報道偏頗，他收集了更多同志浴室的資料，又訪問了愛滋病檢測的志願者和疾控單位，挖掘不同面向。到下筆時，江煙總記著之前文稿被主編大改，決心不再重蹈覆轍：「我兩晩沒有睡，瘋狂地寫，想讓它變成一篇可以接受的稿子。」最終報道呈現出浴室裡娛樂和情慾的一面，也關注到其與愛滋病防治機構的合作關係，為顧客提供早期干預和檢測。
獨立校媒自學採訪 無名記者勇於發聲
《常識》是2010年由四川大學學生自辦的校園刊物，徵稿欄寫著「歌功頌德類免投」，而歡迎「獨立思考，理性批判」。《常識》不附屬於任何學校架構，沒有老師指導。這樣的獨立性讓他們免於內容審查，能致力於提高報道的新聞價值。許多成員和江煙一樣，並不主修新聞，剛加入時採寫經驗較少，故而社團會讓有經驗的同學指導新人；而已在新聞行業打拼的舊成員也不時回來傳授經驗、點評稿件。
江煙在2018年加入時，刊物已由紙本轉向微信公眾號等線上渠道發布，形式雖變，但獨立性卻從未減弱。被江煙笑稱為「地下社團」的《常識》堅持不被學校機構收編。江煙對不少學校團體中複雜的權力關係感到有壓力，而在這裡讓他得到了自由和認同感：「我一直跟朋友說，加入《常識》是我本科最快樂的事情。」在他眼中，《常識》是可以和成員們一起就公共事件抒發意見的平台，讓他擺脫個體發聲的無力感，更有機會為校內沒被聽見的聲音提供平台，帶來改變。為保安全，成員一直使用化名發布文章，免被發現真實身分。
「我怕的是萬一我們都懶惰倦怠了，去做出很人云亦云、很乾癟的報道。」
抄襲事件過去不久，《常識》就文學與新聞學院課程設計影響同學畢業規劃的情況發稿，那時《常識》公眾號的關注人數已由兩萬不到飆升至近六萬，不出三天，學院便主動開會解釋，江煙推測與他們報道的關注度上升有關，令學院行政面向學生。2018年中國修憲刪除國家主席任期限制，內地全網噤聲，《常識》卻在那一天發佈了11段有關政治及哲學領域的書摘，更加上鄧小平關於「建立領導幹部退休制度」的講話節選，命名為《通過閱讀獲得解放》。為規避網絡審查，他們將文字轉成圖片發布。隔了一天江煙見此文未被刪除，驚訝又自嘲地在帖文下留言：「這篇竟然還活著。」
被問及《常識》作為獨立校媒的生存空間，江煙指出他們不受點擊量束縛，也尚有資源和辦法跟審查「鬥智鬥勇」。相比擔憂大環境，江煙更警惕自己和成員們的思考能力：「我怕的是萬一我們都懶惰倦怠了，去做出很人云亦云、很乾癟的報道。」
新聞系校媒不與學校對立 望搭建溝通橋樑
在內地校媒的光譜中，像《常識》這般能長期運作的獨立校媒寥寥可數，更多的校媒附屬於大學的新聞學院。與《常識》的自主不同，隸屬新聞學院的校媒有指導老師，他們猶如把關者，對稿件內容有著最終的審核權。
平日，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校媒《新潮》將大部分目光投向校園，但對於學校負面新聞步步為營，以免觸發與校方的矛盾。南大新傳學院教授白淨擔任《新潮》的指導老師三年多，一直把關防止《新潮》站在學校的對立面，強調平衡報道要聽取校方聲音，若校媒只抒發同學的不滿情緒，並無助事情解決，也不利校媒發展。
2020年8月，南大「寵物之家」社團發布「保衛處捕捉校園流浪貓」消息一事引起大眾關注。《新潮》本想報道校方疑似假傳上級政策作藉口來處置流浪貓，這個角度被白淨否決：「我們要處理的是流浪貓的問題，而不是促進矛盾的激化。」最終，這篇報道呈現了校方管理部門治理流浪貓的原因，和校園流浪貓的救助現狀。
白淨希望《新潮》能承擔起促進學生、老師、學校之間共同理解的角色。就讀新聞傳播系三年級的主編李嘉豪舉例稱，以前作為校媒記者，對學校保安部門採訪並不順利，但最近的報道中已漸漸能聽到他們的聲音：「慢慢跟他們接觸，他們也願意跟我們說一些信息。」
「校媒和專業媒體的差別是非常大的。」
對於《新潮》較少做社會、時政一類的報道，主編李嘉豪認為，校媒受眾是學生，首先要關注校園議題，而社會議題有「更複雜的關係」，很難操作好。老師白淨坦言學生並非記者，缺乏採訪資源和經驗，在校媒更多的是鍛鍊：「校媒和專業媒體的差別是非常大的」，而學生做社會議題要先區分「哪些是能做、擅長做的，哪些是不能、不擅長做的」。例如《新潮》通過梳理50份內地家暴案判決書來呈現家暴議題，這類分析現有數據的方式在白淨看來學生更易上手；在新冠疫情爆發期間，成員亦透過在各自的家鄉觀察，採寫多篇防疫報道。
學校施壓 另起爐灶避審查
在另一間大學新聞系校媒前主編Carmen的眼中，學校卻從未「配合」過校媒，反而對他們十分「警覺」。她憶述第一次採訪校方，希望得到其就一項規章變化的回應，卻被對方要求拿出手機，檢查是否在錄音；對方見其確實在錄，臉色變得難看，扔下一句「那我沒辦法跟你說」便離開了。
不僅採訪難，出版更非一帆風順。Carmen所在校媒的指導老師主要負責「斃稿」，即在最後關頭説「稿子發不了」；若報道涉及比較敏感的話題，更事先明確告知學生「這題做不了」。中規中矩的校園報道，以及人物專訪、文化評論等「軟新聞」成了那時校媒的主要內容。就在Carmen任主編的前一年，學院更無意再讓校媒繼續運作，直接停發經費，令他們無法發行紙刊。那時成員們仍想通過尚存的校媒官方微信公眾號發表報道，把線上渠道做好，惟報道被禁止發表的情況持續，曾有不涉負面消息的校園新聞都無法發表。同學們士氣大減，「大家都覺得別幹了」。
「你（老師）知道我在做，但你沒有證據證明我在做。」
大學三年級那年，Carmen受另一間大學校媒啟發，決定在微信上另創建一個新的公眾號作為校媒的「小號」，和官方校媒帳號並行。他們以大學學生身分在小號發表文章，尤其是那些無法出現在官方帳號上的「敏感」報道。那年10月，學校女生宿舍下達「拆除床簾，否則扣宿舍分」的通知，成員們首次以化名撰稿，在小號上報道這一風波，Carmen也抱著反覆核查的主編責任感，正式開展了校媒的「小號生涯」。
不久校方發現這個「小號」，猜想到是他們，Carmen卻沒有感到太大壓力：「你（老師）知道我在做，但你沒有證據證明我在做。」隨著小號發文增多和影響力擴大，她也預料到小號遲早被學校發現，笑稱「不然我們報道的傳播效率也太差了」。雖擺脫了大部分審查，曾有一篇批評學校行事效率低下的文章在小號上發佈後，仍被校方勒令刪除。由於無法預計校方後續的行動，同時擔心校方徹底停運校媒，Carmen決定同意刪稿不與校方對峙，以保小號的生存空間，也為校媒官方帳號的繼續運作留後路。
2020年，Carmen將自己和近10位成員發表在小號上的報道投稿到全國性的新聞比賽，想為這間校媒爭取榮譽，反正「官方帳號的內容也不可能得獎」。最終由Carmen主編的兩篇深度報道獲獎，分別聚焦疫情下尿毒症病人做透析的困難和香港反修例運動中內地生的處境，但新聞學院官方卻從未公布過這個「喜訊」。
校內外認受性皆不足 紅線下社交媒體尋空間
在校園之外，社會人士對校媒的認受性亦不高。在採訪新冠肺炎疫情時，Carmen接觸到一批被迫滯留外地、無法返鄉的武漢人，但對方並不接受校媒記者的採訪，反而一直要求他們幫忙聯繫更「專業」的媒體。不過Carmen和成員亦能理解受訪者急需幫助的心態，明白校媒的傳播力所限，無法如主流媒體般為他帶來切實幫助，故而會被拒絕採訪。
香港中文大學新聞與傳播學院助理教授方可成在2000年代於北京大學就讀時，任北大校媒「新傳社」社長，畢業後成為《南方周末》記者。他指出，在內地媒體發牌制度下，校媒不具備新聞出版總署發出的牌照，公眾對它認可度不高。校媒因而難以做出有影響力的報道，這又令校媒的認受性更低。
方可成認為校媒雖然影響力難擴張，但無商業和時間壓力，有更多探索的自由。不過校媒和商業媒體一樣面臨審查風險，尤其擁有官方資助背景的校媒，空間就愈小。他指出所有媒體的審查界線多處於模糊地帶，需要不斷嘗試和摸索：
「做了什麼被處罰了，你往回來縮一點；做了什麼發現沒事，你就再往前進一點，然後發現又沒人管，你就再進一點。」
同時，他強調各間校媒實際的處境也取決於學校氛圍是否開明、老師是否支持編採自主等因素。
如今校媒大多通過線上渠道發文，形式亦不限於文字，方可成認為社交媒體的興起為校媒帶來新的空間。他記得在過去「花錢印報紙」的年代，曾向北大爭取在報刊欄貼上校媒的報紙但遭拒，因為那裡只能張貼《人民日報》等官媒或學校官方報紙；儘管社交媒體上也或受網絡平台審查，或受校方刪稿壓力，但至少拓寬渠道讓校媒變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