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的露宿新大軍
社會工作學系社會工作學系
黃洪教授
樓價高企加上貧富懸殊，令香港出現「無家可歸」現象。一般市民可能對此視而不見，但實際上這些無家人口正在攀升。以往的露宿者通常是吸毒者或精神病患者；然而，「新一代無家者」原來很多都是有工作而且家人健在的，是經濟問題迫使他們露宿街頭。
黃洪博士是中大社會工作學系副教授，在2000年進行過大規模的全港露宿者調查，初次察覺到香港的露宿人口構成出現轉變；之後在2004年亦進行了類似調查。第一次調查中透過點算及個案研究，他發現露宿者的平均年齡為50歲，相對於不久前政府研究所得的54歲，短期內已有明顯的年輕化趨勢。五分之一的露宿者更是40歲以下，是以往數字的雙倍。三分之一有工作，或由於當時經濟衰退而失業；四分之三指出經濟困難是街頭露宿原因。
經過2003年的沙士後香港經濟復甦，露宿者現象曾一度改善。但近幾年，黃教授留意到露宿人數再次回升，尤其是在2014年。他估計目前有近千名「新一代無家者」，佔全港露宿人口六成。
他和學生外展探訪露宿者，加上非政府組織提供的資料，得出這些數字。由於「新一代無家者」通常有工作或是有意找工作，到了深宵時分才需要找地方過夜，之前會在公眾地方流連，例如商場或公園。
從個案資料所得，深水埗其中一個據點以前只有數名露宿者，近年該區租金上升令人數急增至80人；此外尖沙咀的公眾地方亦是露宿熱點。由於政府的社工服務集中在傍晚較早時分，黃教授成功游說社會福利署透過三家非政府組織成立服務團隊，在深夜時間探訪這些新形成的經濟型露宿者。
問題的根本是租金不斷上升。深水埗地區的一百呎劏房月租，由1,500元驟升至高達4,000元。黃教授相信這是香港經濟結構性的問題，因為家人分開居住或搬遷所導致，當中部分源自新市鎮的發展。新市鎮原意是建立自給自足的社區，但現實中並非如此，很多天水圍、元朗、屯門等地區居民依然每天長途跋涉到市區上班，交通成本高昂而時間長。
另外，一些低收入階層的配偶來自中國大陸，可能將妻兒安頓在深圳以節省生活費，自己則在本港找工作，通常從事建築業。黃教授指出，如果這些工人的工作地點是九龍，他們就乾脆在地盤附近過夜，認為要花錢在交通不值得，而且在港島或九龍租地方住也不划算，因為租金往往佔他們人工的一半或三分一，他們還要負擔深圳的租金。
黃教授的研究顯示，很多有工作的無家者工作時間不定。根據他原來的調查所得，約16.7%是侍應，14.3%是建築工人。另外搬貨運輸、製造業、小販、清潔工人各佔約10%。他們的平均月薪屬低水平（2000年數字為5,271元），通常沒有積蓄，每當失業、遭遇意外或病倒時，往往也無法應付租金。
黃教授亦遇過從事文職，穿著西裝上班卻露宿中環或灣仔的人。他們通常是剛出來工作的年輕人，正在輪候公屋。他訪問過的一些大學畢業生，不想和父母同住但也沒有能力買樓，市區重建計劃亦令他們失去平租的選擇。
這些研究結果曾向立法會議員、政府高層甚至特首候選人反映過，但政府措施往往與現實脫軌。
黃教授的學術領域包括貧窮現象、社會保障和工作問題，不但涵蓋香港，同時亦針對中國農村和城市。黃教授同時出任融樂會的副主席，這個非牟利機構為本地少數族裔居民爭取權益，另外亦是香港樂施會理事。
黃教授獲香港政府委託，評估三家非政府組織的露宿者服務。他以「路徑分析」分析不同的因素如何影響無家現象，以及這些因素在露宿者獲得服務前後如何互相關連。教授利用心理健康作為非獨立變數，分析了社會資源的作用，有助建立統計分析，了解無家者的露宿原因與分析結果之間的關係，以及兩者之間如何反饋。
黃教授和這些組織發現，「新一代無家者」根本不希望依賴社會福利，他們與典型的露宿者不同，並不視自己為長期露宿者。年紀越輕、留在街頭時間越短的無家者，亦更急切想找到工作。
因此，新策略是避免這些「新一代無家者」露宿超過三個月，否則他們可能出現精神問題，或對自己能力失去信心或對求職心灰意冷。社署聽取教授的意見，提供臨時居所和過渡性貸款，幫助這些人找到工作。
黃教授指出這些無家者不想被視為「懶人」，很多都有還款，只將貸款視為應急資金：「他們希望自食其力，這種堅強而有尊嚴的生活態度給予我力量；作為社會科學家或社會工作學者，我們應探索現實、理解世界，但最重要的是改變這個世界。」
倘中英文版本出現歧義，概以英文版本為準。
本文出自中大主網頁（2015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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