形式婚姻

中國內地同性戀者藉「形式婚姻」討好父母，使人想起李安1993年執導的電影《喜宴》。《喜宴》的故事發生於美國洛杉磯，講述男主角掩飾同性戀者身分，一邊與女子假結婚，一邊與美國男朋友保持關係。女主角因醉酒與男主角雲雨一番，還懷了男胎。最後，那對同性戀人和女子決定一起撫養孩子，算是個皆大歡喜的結局。

大團圓結局不是假結婚的內地男女同性戀者所常見，至少今天情況依然如此。社會學系蔡玉萍教授與其指導的博士研究生羅鳴女士，合作研究形式婚姻，發現社會急速變化，家庭的功能也隨之演變，對性自由影響甚大。

她們的調查研究工作始於華北某城市，那裏同性戀酒吧林立，還有一些服務同性戀者的非政府組織。蔡教授和羅女士藉非政府組織的介紹認識受訪者。他們都是受父母壓力而立約假結婚。

羅鳴說：「我們得到非政府組織的幫助認識受訪者；如果那些組織不施予援手，要得到受訪者的信任，是十分困難的。」她們從2010年開始，在四年間訪問了十四名男同性戀者和十六名女同性戀者，也參與他們的社交活動；該項研究近期刊載於《英國社會學期刊》。

近年，形式婚姻這現象備受矚目。根據2008年和2009年進行的網上調查，「約有一半同性戀受訪者曾締結形式婚姻，或正找尋形式婚姻夥伴」。2014年，在谷歌搜尋器輸入形式婚姻一詞，即顯示二十九萬四千項搜尋結果。2017年2月，形婚的搜尋結果已達八十二萬項。

蔡教授說：「中國婚姻法規定婚姻必須雙方自願，父母無權支配子女的婚事。男性之間的性行為曾被視為精神病，但2001年中國衞生部已廢除該項條文。」

有些人認為中國形式婚姻源於政府放寬了對同性戀行為的法律限制；也有人認為形式婚姻是中國家庭與年輕一代個人主義的衝突。這兩個說法皆言之有理，卻不能解釋為何形式婚姻只盛行於中國內地，而其他華人社會則鮮有聽聞。

蔡教授認為在大部分亞洲國家，同性戀者欲掩飾身分，大多與異性結婚，而配偶往往婚後才發覺妻子或丈夫為同性戀者。

「不少香港和新加坡人寧願獨身；父母強迫子女結婚和生子的情況，在香港不算嚴重。」

在中國內地，單身或從未結婚容易招惹鄰居和親戚非議，父母惱怒自所難免。人們以為經濟發展將帶來個人主義的冒升，但中國內地的情形卻是相反：國家經濟日隆而家庭的影響力依然巨大。蔡教授和羅女士相信，資本主義興起之後，以往計劃經濟提供的社會安全網一去不返，個人收入和生活也較不穩定，家庭因此成為了個人和社會之間的緩衝。一孩政策之下，不少父母與獨生子女的關係緊密，子女寧願假結婚，也不想父母難過。

互聯網興起，使不同性傾向的人得以建立網上群組，增加彼此認識和交流的機會。年輕中產人士教育程度高，居住在遠離老家的城市，有條件參與形式婚姻。身處農村的貧窮同性戀者，則只能與異性結婚。

形式婚姻看似瞞騙父母的把戲，但有時也得到父母的默許。兩位學者說有些父母知道子女為同性戀者，視形式婚姻為減低群眾壓力的手法。

形式婚姻能否為同性戀戀人爭取更多自由，我們拭目以待。二十年前，男性同性性交仍屬流氓罪，今天形式婚姻方興未艾，中國內地的性自主和個人自由，可以說是進步可觀。縱使如此，形式婚姻卻鞏固了異性婚姻的觀念。有些男同性戀者參與形式婚姻，是為了遵從「延續香燈」這個與性別平等相悖的傳統。女同性戀者遇到男方這種要求，必定斷然拒絕，甚或離婚收場，形式婚姻之脆弱，由此可見。形式婚姻缺乏法律保障，父母發現遭子女假結婚瞞昧後可能更加痛心等等，都是常見的批評。《喜宴》劇情描述的大團圓結局，與現實相去甚遠。

形式婚姻的研究描勒出中國社會和政治的嬗遞，闡述人們臨於情慾與家庭責任的歧路前如何自處。人們於歷史轉折中所下的決定，常在我們意料之外，今天如此，明天亦然。

本文出自《中大通訊》第493期（2017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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