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遊走油尖旺，為籌備中大醫院而取經的過程裡，當然也聽到不少批評和質疑的聲音。當中有質疑中大醫院主要為香港境外居民服務、批評「教授唔專心教學生」、「公器私用」等等。私營醫療的同業對中大醫院的營運策略尚未了解，也擔心我們帶來不健康的競爭。也有不少傳媒朋友，提及私家醫院講求利潤，對於以教研為本的醫學院來說，會否有所衝突？中大醫院如何把兩者融為一體，發揮它應有的角色？ 
 

雖然大學全資營運的醫院在香港是個全新的概念，但在美國、荷蘭、韓國等國家則非常普遍。這些大學醫院，都成功結合了教、研、醫的元素，以商業運作模式，既為社會各界提供服務，也促進醫學發展和培育人才。 

中大醫院也本著「醫療社會企業」的概念，透過非謀利的形式，善用經營得來的盈餘，取諸社會，用諸社會，以肩負社會責任。例如建立健康管理和「治未病」系統，以至個人化、精準醫療設施等，為未來的醫療發展擔綱先行者的角色。另一方面，中大醫院也運用資源直接支援公立醫院服務。例如以醫管局的收費，每年服務從醫管局轉介過來的一萬七千多個新症。同時亦會協助醫管局進行逾六千六百個日間手術，這也是醫療社企的實踐。

此外，中大醫院也定下以服務香港居民為主的方向。在與政府的協議中，為香港居民服務的比重必須佔百分之七十或以上；住院服務百分之七十以上也必須是套餐式收費，讓病人在接受中大醫院住院服務時更有預算。 

要達成以上的目標，中大醫院必須強調合作，聯合志同道合的私營醫療同業，共同建立一個健康的私營醫療服務環境，提供誘因讓更多病人使用私營醫療服務，減輕公營系統的負擔。

除了中大醫院營運總監的職務外，我仍然兼顧醫學院的教學和臨床工作，很多同事和學生都好奇地問：「胡教授，你現在的辦公室在哪裡？」而我的答案往往讓他們更加迷惑：「在港鐵裡。」
 

新崗位的首個工作，是籌備位於市區的門診醫療中心。當中首要任務是和私人執業的同道建立合作夥伴關係。這不單為診所建立醫生團隊，也為將來中大醫院組織醫生合作網絡累積經驗。

短短半年，我拜會了數十位私家醫生，向他們請教私營醫療的經驗。這些醫生離開公營機構轉為私人執業，都有不同的原因。當中不少是因為工作環境和制度問題而離開。但他們對現時公營醫療系統的挑戰，還是非常關心的。當中不乏熱心的同道中人，在了解中大醫院的理念和策略之餘，也樂於和我分享他們的真知灼見。對我這個「半途出家」的大學醫生來說，無論是多年好友、昔日同袍，還是以前醫學院的學生，一律成為為我指點迷津的「師父」，讓我獲益良多。

就是這樣，每星期不下數次，我會從沙田「南下」到中環、尖沙咀、旺角等私家醫生集中地。港鐵也差不多成為我的流動辦公室。我有一半的電郵都在車廂裏「解決」，電話會議當然也少不了。如果你在港鐵發現一個不停講電話，和醫生談合作的「西裝友」，那個可能就是我了。

在私營醫療系統裡，無論是專業技能、服務經驗、營運效益等，都是香港珍貴的社會資本。怎樣善用這些社會資本，加強私家醫生在醫療改革中的貢獻，是中大醫院的工作。而聆聽、尊重和合作精神，就是實踐的關鍵。

中文大學本著為香港建立一個可持續發展的醫療服務的使命，成立一個以商業營運模式運作的非牟利私家醫院，箇中的挑戰可想而知。面對日漸嚴峻的醫療服務問題，單以一間小醫院之力，實在是微不足道。我們需要擬定周詳的策略，和志同道合的夥伴合作，才能推動改革。在市區先成立社區門診醫療中心，正是當中的重要一步。

在市區先成立社區門診醫療中心，為市區的病人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除此之外，社區門診醫療中心也為中大醫學院建立一個尖端醫療科技的社區服務平台，更為我們和在私營系統服務的同道提供一個合作平台。為回應未來將大幅增加的醫療服務需求，例如慢性疾病、老年健康問題、個人化醫療等，發展一些具前瞻性的創新服務計劃是必須的，以迎接未來醫療發展的挑戰。

我很榮幸得到馮康醫生和大學的信任，「半途出家」擔任中大醫院的營運總監。中文大學學生會會歌中，有「開了山，闢了地，我們的神聖工作是拓荒」這一句歌詞。這句歌詞正是我現在工作的寫照。為了當這個「拓荒者」，我先後卸下了中大醫學院副院長和環球醫學領袖培訓專修組別主任的職務。但我在收拾行裝，向拓荒的羊腸小徑上路時，還是帶了三條「能量棒」：每星期在威爾斯親王醫院的臨床教學、繼續照顧我的腸胃病人和中文大學逸夫書院副院長的工作。這三條能量棒，正是我力量和創意的泉源，讓我在創建一所肩負社會使命的卓越大學醫院的路途上奮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