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醫策縱橫:基層醫療的前路 (馮康醫生)(刊登於信報)
2020年10月27日10月頭,在公共衞生學院舉辦的醫療領袖課程中,和同學討論基層醫療的發展和前路。同學都是資深的醫護工作者,在各自的醫療單位擔當着領導的角色,其中幾位更加是家庭醫學專科的翹楚,但討論到香港基層醫療發展面對的...
10月頭,在公共衞生學院舉辦的醫療領袖課程中,和同學討論基層醫療的發展和前路。同學都是資深的醫護工作者,在各自的醫療單位擔當着領導的角色,其中幾位更加是家庭醫學專科的翹楚,但討論到香港基層醫療發展面對的挑戰和困局,好像都有三分疑惑、七分無奈!
去年第二季開始,到今年年頭,香港智經研究中心發表了有關基層醫療發展的研究報告和一系列文章,內容及分析豐富又深入。研究參考國際經驗,建立分析框架,提出「賦權三方、平台互通」的關鍵因素(三方是指社區、市民和醫護團隊),建議短中期(5至10年)及長期(10年)的發展策略。其中多項建議都是針對新成立的地區康健中心,以創新的運作模式建立地區康健網絡,整合協調社區服務資源。
我和同學討論這個問題時,覺得要改善香港的基層醫療,還是應該以基層醫生為核心,以地區為本。
香港的基層醫療主要由植根社區的私家醫生提供,不宜拘泥於家庭醫學的專科定位。政府有必要策略性地組織及支援他們的運作,加強他們在整個醫療體制的角色和融合。而所謂地區,也不宜停留在18區的層次,有必要落地到每一個公共屋邨、每一條舊區的街道。
這方面,新加坡似乎比我們又走快了一步。近年來,新加坡政府把在社區私人執業的普通科醫生組織起來,構成基層醫療網絡,給他們提供行政及專職醫療服務支援,結合他們作為國民計劃的夥伴,包括為慢性病人提供的藥物資助計劃及公共衞生防疫診所。新加坡的基層醫療在體制上和我們很類似,都是前英國殖民地,我們應該有很多互相學習的地方。
醫療新領域:治愈的空間(馮康醫生)(刊登於 AM730)
2020年10月15日今時今日的醫院設計,不單要提供先進的醫療設施,還要配置好各部門內外的功能布局,增進運作效率,以及在空間環境融入設計元素,促進病人治愈和康復,減少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 醫院的空間環境設計,不同酒店...
今時今日的醫院設計,不單要提供先進的醫療設施,還要配置好各部門內外的功能布局,增進運作效率,以及在空間環境融入設計元素,促進病人治愈和康復,減少醫護人員的工作壓力。
醫院的空間環境設計,不同酒店,不要求五星級堂皇豪華的室內裝修,但要令病人及員工感到安全和愜意。曾經有研究以對照實驗方式,由同一位外科醫生,為類似病情的病人,做同樣的膽囊切除手術,發現病人如果入住的病房窗外有大樹草坪,比起只看到建築物磚牆,焦慮少了,疼痛少了,住院日數也短了。自然景觀有促進病人治愈康復、減少焦慮和壓力的作用。所以我們在設計中文大學醫院的時候,採用大塊的玻璃幕牆,把可以從醫院眺望的城門河、吐露港、八仙嶺、大學校園等開揚景觀,都引進病房裡。病人心曠神怡,治療的成效自然事半功倍。
醫院室內的空間設計,無論光、色、聲、味、氣溫、濕度、空氣質素,對病人的情緒、睡眠、康復都很重要。所有這些元素,都務求要適中,避免對病人造成困擾。譬如燈光,很多建築師設計的時候,都沒有考慮到病人躺在推床上的視野角度,也沒考慮到眩光對老齡病人的影響。又譬如聲音,病房之內人流眾多,醫護人員工作頻繁,往往造成很大的噪音,影響病人休息,令醫護人員情緒緊張。這些建築設計上經常碰到的問題,都有解決的方法。
新冠肺炎全球大流行肆虐,人們對建築物的感染控制和通風系統,分外著緊。以往人們對現代建築物的要求,是環保節約。在現代化的醫院空間裡,一切卻以安全為先。保障病人,保障醫護人員,是醫院建築的首要任務。
【定價收費】系列 之 《替病人把關》(馮康醫生)
2020年10月05日病人要入院接受檢查及治療,過程中一定出現某程度的風險。這些風險可以是診斷上的猶疑、延誤或錯誤,可以是藥物的副作用,也可以是手術的併發症。在私營醫療,這些臨床風險最後都會轉變成財務風險。 病人以「...
病人要入院接受檢查及治療,過程中一定出現某程度的風險。這些風險可以是診斷上的猶疑、延誤或錯誤,可以是藥物的副作用,也可以是手術的併發症。在私營醫療,這些臨床風險最後都會轉變成財務風險。
病人以「按服務收費」(Fee for Service, FFS) 模式支付私營醫療服務,可以透過購買醫療保險分攤風險,但到最後,所有剩餘風險還需要自己承擔。醫療費用可以非常昂貴,一旦出現不能預測的風險,就很容易失去預算。
已故的哈佛商學院教授 Clayton Christensen 認為病人在求診過程中,需要醫生替他/她找出問題的根源和解決的辦法。醫生利用其醫療專業知識,判斷病人的病情,作出診斷。病人以 FFS 模式支付醫生的服務,是必然的需要。
病人有了診斷之後,要接受治療,治療的過程就可以標準化。醫院透過標準化的程序,可以增加效率,降低成本,避免醫療失誤,從而減輕病人的財務負擔。在這種情況下,哈佛教授認為必須改變 FFS的支付模式,這是定價收費和綑束收費(Bundle Payment) 的基礎。
所以,定價收費是為病人把關,使醫院更容易管理好病人醫療治療過程中出現的風險。大抵上,病人醫療風險的源頭有兩方面:第一是病人自己的健康狀況,譬如有沒有慢性病,控制的好不好;第二是治療過程中不幸出現的併發症,令治療變得複雜。一方面,定價收費提升對病人收費的透明度;另方面,定價收費也為醫院提供一個框架有效管理病人的風險。
目前,一般私家醫院制定個別手術的「套餐收費」,都用病人的平均住院日數作為定價準則。病人因為醫療需要留院超過預計日數,便要另外收費,變相變回 FFS。這其實不能推動有效的病人風險管理。以「診斷相關群組」定價,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醫策縱橫:市場的原罪 (馮康醫生)(刊登於信報)
2020年09月29日最近,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近作《三零世界》,他說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帶給世界日益加劇的貧富懸殊、龐大的失業率和嚴重的環境破壞。全世界的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的手裏;其他的人,貧者愈貧、富...
最近,看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穆罕默德.尤努斯的近作《三零世界》,他說資本主義發展到今天,帶給世界日益加劇的貧富懸殊、龐大的失業率和嚴重的環境破壞。全世界的財富集中到極少數人的手裏;其他的人,貧者愈貧、富者愈富。許多國家的年輕人就業困難,對未來失去希望。
傳統資本主義推崇個人的自利和貪婪行為,以此建立的自由經濟架構,追求個人的自由和財富不斷地增長。尤努斯認為人應該有無私的一面;以利他主義打造全新的經濟架構,才能夠為人類未來創造零貧窮、零失業、零淨碳排放的三零世界。他鼓吹以社會商業(social business)模式及非牟利精神,塑造新的經濟引擎。
說到醫療體制,每個國家都有公營和私營兩個部分。
國家依靠公營系統,保障民眾的健康,確保醫療服務的公平和可及性。至於私營系統,則為民眾提供選擇。近年來,隨着人口老齡化和醫療科技發展,醫療成本不斷上漲,許多國家的醫療公營系統都面對巨大的財政壓力。於是,各國紛紛着眼發展私營系統,希望能夠為公營系統減壓。
以私營系統輔助公營系統,利用市場運作,改善醫療資源分配,符合自由經濟推崇者的理想。現實是,自由市場下的私營醫療,更多是促進醫療資源的消耗,推動價格旋轉式的上揚,使有能力支付的人愈來愈少,結果有病的人最後還是要擠到公營系統,耐心輪候需要的服務。
因此,公立醫院的擠迫及輪候時間,並不是簡單的管理問題。自由市場在醫療服務領域,其實沒有完善分配資源的能力。醫療體制需要新的經濟架構,以創新的社會商業模式及非牟利精神,使醫療服務更公平和可及。
醫療新領域:失眠與腸胃健康(胡志遠教授)(刊登於 AM730)
2020年09月17日不少腸胃病人都有睡眠的問題,例如入睡困難、不能深睡、半夜醒來不能再入睡等。有些病人雖然能夠入睡,但常常做夢,而且清晰記得夢中情節,即使睡了很久,白天仍然感到疲倦。我們利用便攜式的儀器為病人作睡眠監測...
不少腸胃病人都有睡眠的問題,例如入睡困難、不能深睡、半夜醒來不能再入睡等。有些病人雖然能夠入睡,但常常做夢,而且清晰記得夢中情節,即使睡了很久,白天仍然感到疲倦。我們利用便攜式的儀器為病人作睡眠監測,發覺高達七成功能性腸胃病的患者有睡眠問題。
事實上,我們腸道的菌群組合隨著我們的作息規律,有「日班」和「夜班」的分別。某些腸道細菌在白天時數量和分布較活躍,當我們睡覺時,則轉由另一些菌群主導。這些腸道菌群的代謝物,會經腸道吸收進入血液裡,協助調節我們身體的生理機能。可想而知,如果長期失眠,「日班」菌群長期開OT,「夜班」菌群則開工不足,必定會引致身體機能失調。近年研究發現,長期睡眠不足,引致食量失控、肥胖,甚至功能性腸胃病和情緒病等,都與腸道菌群失衡有關。
與此同時,睡眠不足也刺激壓力激素(如皮質醇、腎上腺素)的分泌。有趣的是,這些壓力激素也會刺激免疫系統,與失衡的腸道菌群產生不良互動,出現發炎和過敏的傾向。長期失眠,出現生「飛滋」、爆暗瘡以至濕疹等毛病。而體內的發炎物質經呼吸排出,失眠或捱夜後出現口氣,這是重要成因。
那麼服用益生菌有用嗎?即使益生菌有可能短暫蓋過腸道的壞菌,但如果睡眠不足這個「深層次問題」沒有解決,治標不治本,最後益菌也會變回壞菌,所以不能根治因腸道菌群失衡所引致的健康問題。
要讓你的益菌在腸道裡安居樂業,請先從處理睡眠健康著手。
【定價收費】系列 之 「診斷相關群組」(馮康醫生)
2020年09月14日保險業最初建議政府在自願醫保方案中,以「診斷相關群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DRG) 作為醫療支付模式,政府沒有採納。結果自願醫保的保障及支付框架,採用了傳統的按服務收費 (Fee-for-service, FFS) 模式。 政府應該...
保險業最初建議政府在自願醫保方案中,以「診斷相關群組」(Diagnosis Related Groups, DRG) 作為醫療支付模式,政府沒有採納。結果自願醫保的保障及支付框架,採用了傳統的按服務收費 (Fee-for-service, FFS) 模式。
政府應該是看到了無論是保險業界還是私家醫院,對 DRG都沒有足夠的認識和任何實踐經驗。政府透過港怡醫院及我們中文大學醫院推動定價收費,也沒有要求一定要使用 DRG作為定價依據。
其實,即使在其他國家,私營醫療保險採用的保障及支付模式,也是以 FFS為主。只有在實行全民強制或社會醫療保險(Social Health Insurance, SHI) 的國家,DRG才得到廣泛的應用,作為 SHI 支付者向醫院統一定價,採購和支付服務的工具。
社會醫療保險和私營醫療保險雖然都叫保險,但性質完全不同。社會醫療保險有全民攤分風險,促進公平和服務可及性的功能。私營醫療保險保障個人或企業員工因為健康帶來的財務風險,目的是從營運中謀取利潤。商業營運的保險公司不喜歡風險,以FFS作為支付模式,可以很容易地為風險封頂,剩餘的就轉嫁到病人身上,這就出現病人保障嚴重不足的情況。
在推動定價收費方面,我們必須得到保險、醫生、和醫院三方合作,公平地分擔及管理病人患病、求診、治療過程中出現的風險,才能夠給病人最好的保障。定價收費所涵蓋的,不單是收費,還包括病人風險評估、醫療程序標準化、醫療需求合理化等臨床管理措施。DRG可以說是醫療交易過程中使用的貨幣,按病人的健康狀況和手術程序的複雜性,決定貨幣的幣值。
全世界醫療保險的支付模式都是由支付者主導。我們在中文大學醫院以服務提供者的角色,推動以 DRG 定價,進行私營醫療的價格改革,可算是獨有的「逆向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