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進香港的八九民運歷史

輯自中大學生報
八九民運廿六週年特刊：《重新走進八九民運歷史》 文：積克
八九民運廿八週年特刊：《走進香港的八九民運歷史》 文：Louie

《絕食書》：「請你們不要忘記，我們追求的絕不是死亡。」

六四，正如梁文道所言，是香港人的一次集體心理創傷。如若抽空歷時兩個月的本土民主運動，八九民運的紀念只能定格於天安門前屠城一夜，將離不開悼念與平反。重塑香港六四本土的歷史脈落，是要在創傷與死傷畫面的重複中，重提六四運動裏港人所展示對民主追求的未竟之志；以及一度因事變而歇止的潛在政治力量，將成為香港本土重要的民主啟示。

八九係學生主場?

談起八九民運，我們總說學生，也只說學生。若我們有意還原廣場的原貌，便會發現參與者中，還有市民，還有工人。早在新華門事件後，工人被警察的暴力行為激怒，成立了「首都工人自治聯合會（工自聯） 」。在運動中，工自聯與學生一同遊行，發表通告譴責政府；戒嚴令頒布後，工人組成糾察隊保護學生，更成立敢死隊設置路障，阻擋軍車。支援學生的同時，他們也設立了自己的廣播站，發表演講；亦會派發小冊子和傳單， 批評勞工政策和工會結構。然而，學生堅持要保持運動的「純潔性」，故一直對工人組織懷有戒心。一位工人在接受訪問時說：「學生有糾察隊，不允許其他人和學生一起。我們很自覺，就集中到西觀禮台。」 指揮部不但不發放通行證給工人，更一度拒絕讓工自聯在廣場內成立大本營。工自聯只好在對面街設營，時刻面對便衣警衛的驅趕。

15／4：胡耀邦之死（中）

1989 年，社會問題林林總總，例如貪污、官倒、物價高漲，人民生活困苦，怨氣甚重。在眾多高官之中，胡耀邦屬於難得的清官，是黨內高層中最坦率、最傾向於改革的領導人。他曾於 1978 年下令為文革受害者平反，不少冤案得到處理。他早前因溫和對待反貪污的八六學潮而下台，不少民眾都替其不值。他簡樸的生活方式和對子女的嚴格要求亦備受尊重，在年青一輩心中留下良好的印象。然而，胡在 4 月 15 日逝世，使學生十分惋惜和不忿。

胡耀邦之死既觸發了學生心中對胡的情感，更使學生藉悼念前國家高層為名，宣洩對當時國家的種種不滿。4 月 17 日，北京的大學生開始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向胡耀邦致哀。學生到達廣場，經一番討論後向政府提出了七項訴求，包括為胡耀邦平反、解決貪腐問題、提高知識份子待遇、取消新聞審查制度等。在天安門廣場上，他們舉著寫上「反貪腐」、「悼念胡耀邦」等橫條，高聲要求和政府對話。就這樣，一連串的八九民主運動揭開了序幕。

20—22／4：新華門事件（中）

八九民運的第一個關鍵時間，就是新華門發生的流血事件。在 4月 20 日凌晨，學生原本在新華門，即中共中央機關中南海門外靜坐抗議，要求致送花圈和含七項訴求的信件入中南海。後來某些學生呼喊口號攻擊和辱罵當時的政府領導人，其後發生警民衝突，一些學生甚至向新華門的武警扔瓶子和鞋。及至凌晨，警察終於驅散了新華門門前的大部分學生，但仍有近 200 名學生滯留。警察於是動用武力，想把這些拒絕離開的學生拉進一輛大巴，將他們遣送回北京大學。武警用警棍和銅頭皮帶驅散學生，百餘學生被打傷，造成民運以來第一次流血衝突。警察的暴力舉動惹來學生強烈不滿，他們在上課途中衝出教室，一心為了正義而參與這場運動。

之後，一些大學生成立了「北京高校學生自治聯合會」，冀組織一場由各高校、各階層和人民組成的學運。他們聯署提交請願信，要求和當時總理李鵬見面，並於 4 月 21 日發動全市罷課。4 月 22 日，中央舉行悼念胡耀邦的儀式。此時，學生闖入天安門廣場，三名學生跪在人民大會堂前提交請願信。學生前站著一排排警察，他們久久不見李鵬身影，情緒更加激動。學生的哭跪打動了更多人，甚至是黨內部分成員。政府的態度令人憤慨，促使一些看不過眼的知識分子、市民加入，使得運動規模愈來愈大。

20—22／4：記協及「四五行動」的回應（港）

4 月 20 日，香港記者協會要求新華社解釋記者被毆打事件。4 月 22 日晚上 10 時，20 多名「四五行動」成員在天星碼頭靜坐，表達對北京政權冷漠對待三名哭跪提交請願信學生的不滿。零星的回應為香港在八九民主運動的參與揭開序幕。

26／4：四二六社論（中）

學生們罷課抗爭，日夜在廣場留守，放棄學業，一心一意為國家著想，卻換來政府冷漠橫蠻的態度。4 月 26 日，代表官方的《人民日報》發表了一篇名為〈必須旗幟鮮明地反對動亂〉的社論，學生的行動被批評為「動亂」、報國的心意被斥責為「別有用心」。他們不甘被政府冤枉，均感到十分憤怒，情緒更加激動，人人都在憤怒地叫著口號，令運動升溫。

社論登報後的第二天，學生們發起了大規模的遊行。雖然他們懼怕暴力，但仍抱赴死的心態，由早上八時至凌晨一時，從北京大學遊行至天安門廣場再折返。當中參與者眾多，包括學生以外的普通市民，沿途有百萬群眾圍觀，他們都不滿政府把這場運動扭曲為「動亂」，並強調這是一場愛國運動。部分更是早有預備，衝破了武警築成的人牆。後來，人民憤怒的聲音令官方改變主意，突然主動要求和學生對話。然而，官方不承認北高聯為學生代表，與會的吾爾開希更因未能在會上讀出 4 月 17 日的「七項訴求」而憤然離場。

4／5：五四遊行（中）

北京天安門五四遊行中，有逾十萬人參與，當中除了有來自北京以及其他地區逾 52 所高校約 80,000 名學生參與遊行外，十多名來自香港中文大學的學生亦參與其中，並將早前在校內籌得的 10,000 港元送交「高自聯」作經費，表達對北京學運的支持以及對民主自由的訴求。

4／5：遮打花園五四集會（港）

在香港的五四集會上，5,000 人聚集於遮打花園，由中文大學學生蔡耀昌主持。當日 3,000 名大專生，各自從校園出發遊行至遮打花園集會，與在場逾 2,000 名市民一同聲援中國學生反貪腐的訴求，支持八九北京學運。當中有不少剛下班身穿西裝的上班族參與集會，是殖民時代中十分罕見的集體政治參與。這場紀念五四運動 70 週年的集會，更是香港史上最早一場支持中國學運的大型集會，亦奠下遮打花園作為香港其後集會的熱門地點的基石。

13／5：北京開始無限期絕食（中）

回想八九民運，我們都會想到學生絕食的場景，但是什麼令學生們用上這個策略？絕食在整個運動中有何影響？

在絕食之前，學生一天天守在廣場，卻始終盼不到李鵬出來對話。即使曾滿懷熱血，漫長的等待難免令他們的意志逐漸減退。5 月 3 日，青年紀念五四運動 70 週年大會上，趙紫陽說：「未來是屬於青年的。處於世紀之交的青年一代肩負著光榮而艱巨的使命。黨寄希望於你們，人民寄希望於你們！」官方肯定了他們的愛國之心，一改以往強硬的態度，安撫了學生的情緒。因此，在之後的兩天，學生組織們宣布結束罷課，有八成學生都相繼復課，令運動逐漸進入低潮。

但是，學運領袖之一柴玲對此感到憂心。她曾向外國記者透露，運動一天未成功，一天都不能退卻。於是，柴玲、吾爾開希等學生領袖為了激起學生士氣，聯同其他幾個學生在廣場發起了絕食行動。他們刻意選擇在蘇聯總統戈爾巴喬夫歷史性訪華的日子行動，估計中央應該會為了能在天安門廣場進行歡迎儀式而妥協，故此絕食定能逼使政府就範。5 月 13 日，無限期絕食正式開始，超過 3,000 名學生參與。

5 月 14 日，學生和政府進行了一次對話。政府答應學生轉播對話錄影，但在廣場上的學生們希望直播對話，所以闖進了對話場所，結果雙方不歡而散。之後，政府不斷要求學生停止絕食，把廣場讓出來舉行歡迎儀式。學生內部曾就這個問題爭論，結果決定在戈爾巴喬夫到訪那天，把廣場讓開半邊來舉行歡迎儀式，可是官方卻把儀式轉移到機場舉行。5 月 18 日，李鵬主動要求和學生領袖對話，要求他們停止絕食，但雙方態度強硬、寸步不讓，使對談再一次不歡而散，同時為運動埋下悲劇的伏線。

13／5：市民學生絕食以及籌款（港）

與此同時，20 多名「四五行動」成員以及市民開始在天星碼頭絕食，而香港專上學生聯會代表則在灣仔新華社門前發起絕食。5 月 14 日， 香港學聯代表抵達北京支持絕食學生，並把籌得的 14 萬「中國民主基金」交予北京學生。基金在 5 月中更籌得 600 多萬，聯同由香港教育工作者聯會的 120 萬捐款一同送交北京絕食學生。絕食後期，香港所募捐的資金，在足以迫使學生撤離廣場的財政危機之節骨眼上十分關鍵，使北京留守者得到身心兩方面的幫助，民運得以延續。

20—27／5：戒嚴（中）

李鵬在 5 月 20 日宣布戒嚴，從那天起，八九民運似乎慢慢走向了悲哀的結局。他下令禁止一切遊行、集會、罷課等行動，可見政府施壓的手法比起以往更加強硬。面對如此無理的戒嚴命令，人民都不甘屈服，這次愛國運動要背水一戰，即使部分學生領袖和支持學生的官員趙紫陽勸說他們離開，大部份人還是繼續留下，並大聲要求李鵬下台和實行民主改革。與此同時，香港以及世界各地都發起了運動，籌得大量資金支持絕食學生。

但是，學生內部曾因撤離問題、運動糾察隊的組織問題、廣播站的控制權發生衝突。當時，有學生領袖被同學擄走，但不成功。據學生領袖封從德的回憶，凌晨四點時分，他突然被人用毛巾堵住嘴，雙手被反剪於背後；另一位學生領袖柴玲在被綁過程中辨認出，其中一人便是廣場指揮部的王文。幸虧兩人及時逃脫。在隨後的解釋中，王文聲稱要調查財政問題，卻在對峙中支吾以對，令人懷疑其真正目的是爭奪指揮部的領導權。另外，由其他地方送來的物資被刻意毀壞和浪費、總部資金被虧空。廣場上出現許多私設的募捐箱；五月尾，北高聯將大部分捐款（據學生領袖梁二稱，北高聯曾收到總共 985,000 元的捐款）轉回學校，廣場上只剩下 9,000 元，買麵包也只能賒賬。衛生環境一天比一天差，滋生了甲型肝炎、瘧疾等傳染病。這樣的「內憂外患」令廣場陷入極度混亂的狀態。

絕食開始之後，一直支持學生的北京工人終於在 5 月 20 日罷工，成立了「首都工人自治聯會」到場支持學生。全國各地的學生開始大批大批地到達北京，大約有 172,000 名學生從各地坐火車到達北京。因此，5 月 20 日以後，當越來越多的北京學生對運動開始感到厭倦、並打算離開的時候，外地學生逐漸成為廣場上的主力。大量外地學生的到達使學生主動撤離天安門廣場的可能性變得越來越小。外地學生來北京一般都是出於以下兩個原因：要麼是當地的學運積極分子，希望進北京支持運動；要麼是想借此機會到北京旅遊。不管是哪種原因，他們都不希望只呆上兩天就回去。因此，5 月下旬後仍然呆在廣場的學生，不是精力充沛的新來者，就是北京學生中的極端激進份子。

20—27／5：百萬大遊行、文匯報開天窗（港）

5 月 20 日的凌晨，李鵬在北京下達的戒嚴消息傳出，香港新華社門外就有四萬名學生和市民頂著八號風球遊行。在狂風暴雨下，只要打一通電話，的士司機便義載當時在宿舍的中大學生前往遠在跑馬地的新華社，並堅決不肯收學生車錢。

5 月 21 日，100 萬香港市民兵分多路匯集遮打花園，環市遊行，最後到達跑馬地馬場集會；被當時的文匯報形容為永誌香港史冊的光榮日子、港人自開埠以來覺醒的重要標誌。當日，香港人更擺脫只顧賺錢，「馬照跑，舞照跳」的思想，短暫「解放」馬場成為政治示威場所，以司徒華為首的支聯會在馬場宣布成立。

5 月 22 日，《文匯報》歷史性開天窗，以「痛心疾首！」四字作為當日的社論。華潤員工工會更破天荒登廣告哀悼死難者，這些親中共的中資企業的員工即使面臨被解僱的壓力，也要發聲聲援學生。

5 月 27 日，「民主歌聲獻中華」演唱會在跑馬地舉行，香港歌手藝人如梅艷芳、劉德華、Beyond 等參與表演，逾 50 萬名市民到場支持，籌得過千萬捐款。支聯會隨即再於 5 月 28 日發起「全球華人大遊行」以響應北京學生的訴求：反對專政、保障人權。當日遊行有逾 150 萬人參與，是香港開埠以來最具規模的遊行，更是港人政治覺醒的里程碑。

4／6：血腥鎮壓（中）

戒嚴後，政府開始調動軍隊入城，但誰也沒有想到，政府竟會用軍隊對付自己國家的人民，這消息惹來全城驚怒。數以十萬計的北京市民齊心走上街頭，與學生一起在各個軍隊主要進城的路口，以血肉之軀堵截軍車。他們毫不畏懼地躺在裝甲車的履帶旁，躺在坦克前的路面上。大家都在為保護學生而努力，有人激動的指罵甚至毆打坐在裡面的軍人；有人溫和的試圖以真相感化軍人，更向軍隊提供食水、食物。市民把馬路兩旁的石墩，大型的公車、水泥管和大鋼管推移到路中央橫放作為路障。市民又以「前面修路、車輛不放行」等指示路牌堵截軍車，軍隊被迫撤退。

6 月 2 日，士兵喬裝成平民滲入北京城，又以旅遊巴等民用車輛運送手槍、機關槍、手榴彈、子彈、頭盔和防毒面具等武器入城。6 月 3 日的夜晚到 4 日的清晨官方出動坦克車和軍隊進行鎮壓。儘管如此，大部份學生們仍然守在廣場上，大叫「李鵬下台」，他們都不相信政府會用真槍、真子彈對付自己。直到有人中槍，流著血跑到廣場上，學生們才意識到這場噩夢是真的，軍人手握著的槍都正指著自己的腦袋。有些人中槍被趕急送院，有些人驚叫、逃亡。他們無法相信，對付自己的血腥鎮壓竟是由自己的政府親自指使。

最後，鮮血為這場差不多連續兩個月的民運畫上了句號，學生們紛紛離開天安門廣場，那些刺耳的槍聲和鮮血摀住了學生的嘴巴，廣場上一片寂靜。在 6 月 6 日的 記者招待會上，國務院發言人袁木表示 23 名大學生死亡，解放軍官兵受傷約 5,000 人，死亡情況的初步統計數字是近 300 人，當中包括大學生、軍人和市民。政府將軍事鎮壓定性為「人民解放軍的英勇奮鬥粉碎極少數暴徒策動的一場反革命暴亂」。六四過後，隨之而來的是數之不盡的清算和控訴，學生領袖、工人領袖紛紛被捕，有些則流亡海外，至今還被通緝。6 月 4 日所發生的一切，就像深深地插入心臟的刺，永遠不能拔去。

4／6：全城哀悼（港）

在電視機前目睹六四屠城的港人在下午紛紛湧上街頭，逾十萭市民穿白衣、黑衣和深色衣服，手纏黑布參與當時在新華社附近的跑馬地馬場舉行的「黑色大靜坐」。在靜坐舉行前，地鐵列車、的士、路上行駛的汽車皆響號一分鐘，當日不少汽車都在天線上綁上「國殤」的布條，哀悼六四死難者。

6／6：碧街事變（港）

凌晨一時，油麻地旺角彌敦道一帶發生了一場騷亂。70 多名持雙程證來港人士臂纏黑絲帶作記認，於碧街附近聚集，其間有人投擲玻璃樽、放火燒車、衝擊商舖，騷亂範圍一路擴散，在街上聚集了近 7,000 人。這場騷亂有指是中共派人搞亂香港，更迫使支聯會取消當日 150 萬人遊行，亦叫停了原定為全民罷工、罷課、罷市（三罷）的六四死難者悼念活動。騷亂最終令港人錯過了香港社運有史以來首場聚集各行各業、不分階層、不講左右的民間運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