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YESEE

編按：本篇投稿作者為一名內地生，而原文為使用簡體字，編輯們原希望保留簡體字作刊登，但排版時因有簡體字未能顯示，為方便排版，固將文章轉成繁體字。

經過一年的抗爭，香港政治覺醒，大陸愈睡愈沉。30 年前，港人向天安門學生伸出援手，傾囊相助。30 年後，經歷過六四的人尚在。然而面對同樣的矛盾，大陸竟人人吶喊「支持港警」，將槍支彈藥對準兩手空空香港市民。坦白說，作為一個大陸人，我感到羞恥。由於中共的洗腦教育，如今與大陸人談價值，論民運大概率是雞同鴨講的局面。我始終認為，要動搖中共的專政統治，大陸群眾也亟待政治覺醒。這點其實很多大陸人都清楚，尤其是公知和學者，但面對中共鋪天蓋地的假新聞，他們或沉默或附和，著實令人失望。雖然我只是一個才疏學淺的大學生，談不上任何社會影響力，但既然我支持香港，那就做點有用的事。一有機會我便坐上八個小時的高鐵，到香港親身參加民運。再帶著一手照片、視頻、書籍回大陸把事實講述給周圍的人，期待他們願意接受，我能夠多講一些從周保松、秦暉等人那裡偷學來的民主的觀點，我的家人和朋友也開始理解港人，對中共產生懷疑，逐漸有了自己的判斷力。更加可喜的是，後來我不再孤身一人跑去參加民運，還有志同道合的伙伴。

在中國，政治是諱莫如深的話題。

回憶我的政治覺醒，絕不是柳暗花明般瞬間的清醒感。我相信，即便在大陸，凡是善於學習的人，不論所學是文藝還是數理，都會對當下中國的政治環境產生自然的懷疑。我們完全無必要為反共而覺醒，因為當下國內的政治環境，是反人類，反進步的。當優秀的電影面臨審查制度無一例外被閹割、封殺，當醫生警示傳染病面臨通報和拘役，當 404、炸號、屏蔽、喝茶、人間蒸發肆無忌憚地發生，常人根本不需要政治知識，就能夠引起切身的政治危機。近幾年，我們的電影院承擔起了社教化的義務、學校教室配備了監控教學內容的攝像頭、敏感詞的產生使我們的語言竟成為一種危險，人們不敢使用的漢字越來越多，以至人人都變成了密碼專家和解碼專家。如此殫精竭慮地將漢字從日常交流中剔除，轉變為不易被程序審查的替代品竟成為了當代網民的基本素質。且不說《人物》中一篇足夠委婉理性的《發哨子的人》被封殺後3天內就湧現出了 150 多種令人啼笑皆非的「替代品」，你甚至常常看到一些表意不明的漢字有不少人留下三言兩語的評論，卻依然不知其所指。時常我們為了防禦漢字將自身暴露，把交流變得十分困難可笑。毫不誇張地說，就連我在電腦上編輯這篇文章，都事先斷開了網絡連接。暫不考證人們滑稽的防禦措施是否有效，可以肯定的是：這樣的行為雖出於無奈，卻還是以不斷出讓自己的權利，讓事情變得更糟。網絡審查技術升級，從定位關鍵字到追踪關聯詞；從默認隔離機制到獨立記者被上門隔離，直接人間蒸發⋯⋯古有言：「逆水行舟，不進則退」。僅僅是政治覺醒，已經趕不上專政深化的速度。其實中國的覺醒者並不少，但總習慣把「曲線救國」視為不二法門。事實已經證明「曲線」行舟，進也是退。六四慘案和黑警暴力已經證明了寄望於和平談判和內部改革並不現實，可見和平訴求只有坐等收緊和官方洗白的結局，這也是我不譴責香港市民反抗措施的主要原因。

社會進程中，那些被需求的知識就會演變成學科。我們的生活離不開語文、數理、科學、藝術⋯⋯如同我們離不開政治一樣。這一方面說明了政治有其專業性（正規性），也說明了政治不是執政黨的秘密領域，和其他學科一樣，都是我們生活中的一部分，專業性的政治也不過是社會進程的產物。所以，要擺脫談政色變的心態，首先要平視政治，先大膽地討論政治，再在討論和思考的過程中了解政治，形成自己的立場。國民想推進改革，關心政治就是第一步。我所指的關心政治，當然不是大陸人幾十年如一日用新聞聯播下飯就叫關心政治。在中國，關注新聞的人並不少，一些特定的新聞往往傳的很快，有時走在街上，你甚至感覺大家都在對同一件事侃侃而談。除開社會主義傳播學的影響，但就人們對公共事務的參與感而言，絕不是消極疲軟，反而是非常強的。可是，生活中真正關心政治，議論政治的人卻非常少。系統地向公民普及政治、法律知識的情況在社會上更是全然沒有。這種無意識的狀態會帶來什麼後果呢？最明顯的，香港民運堅持近一年了，大陸群眾仍不知道五大訴求是哪五大，更說不清雙普選究竟是什麼，你若問他們香港人要什麼，他們只會擺出一副大國公民的樣子，再毫不客氣地丟下一句「港獨唄。」就好像你問他們，接受過什麼法制教育，他們都會說一句「法網恢恢，疏而不漏」。

在中國的詞典中，對「政治」的定義總是多於強調國家和治理這樣的大而空的概念，而忽略了政治目的在個體身上才得以實現。不多見地，在漢典中將「政治」定義為：「牽動社會全體成員的利益並支配其行為的社會力量」。可見政治的本質是關乎於個人的：「自願上交與接受分配」。由於我們上交的不僅有稅金，還有一部分個人權力。此時，明確上交對象就很容易被人們忽略。由民主選舉產生的議會和暗箱操作的集權團體有著本質上的區別，前者承接我們賦予的公權力，後者則可以理解為半路打劫的利益集團。而這個被移花接木的「模糊對象」構成了中國政治在民主以及現代化道路上停滯甚至倒退的癥結所在。

當權者架空議會實權以「人民的名義」發號施令，直接剝奪公民的基本權利從而實現中央集權。反向利用高壓政治環境，穩固既得利益和執政地位，從而進一步奪取公民權益。為了避免內訌，用愛國教育弱化公民對執政機關合法性的監督，調動公民主動進行內部排異——不用執政機關出手，讓彼此了解的人們互相檢舉揭發「反動分子」，讓大陸人無端對港人嫉惡如仇。是不是有熟悉的味道了？這就是秦暉教授所說的「文革並沒有結束」。對執政黨的無條件服從置於自然的人倫情感之前，理應是訓化士兵為國效力時的心態。又怎麼能下放到平民百姓之間？將鼓舞士氣戰場殺敵的手法用作教化國民對異議者仇視，直接引發國民之間的信任危機。父親舉報兒子尚可發生，更何況是親友鄰里，如此人人自危，怪不得今天我們談政色變！這完全是一黨專政下的國體、國制所造成的。凡敢於表達思想的「憤青」皆被父母教育「不懂世事險惡」，從而「與世無爭」成為中國人公認的「成熟標誌」。不僅普通民眾對政治集體失語，就連專家、學者也紛紛「閉麥」（或為權貴而歌）。更何況，人們對文革時期清舊賬、挨整的恐懼還未消退。如果簡單的沉默就能換取一世的安寧，何樂而不為？可事實顯然並非如此，對政治高壓的恐懼讓多少知情者在初期新冠集體失語，我們已不得而知，以我父親為例（他已經是相當開明的農工民主黨成員），在湖北疫情爆發初始，他作為專家組主任深入病區，但對於掌握的已知感染者，他對家人都嚴格保密。可見比強權高壓更致命的是國民之間的信任危機，它溶解了國民之間天生的凝聚力，強化了大陸人「寧做快樂豬，不做自由人」的心態。早在去年 12 月底，官宣在艾芬發哨、八位醫生吹哨之前，配有華南海鮮市場的消殺圖和關於傳染病的猜測就在微信群中傳開。經歷了一個月大張旗鼓的公開闢謠和刪帖，官媒終於在一月底放出了武漢確有傳染病的消息。此前一個月，為了避免公眾察覺，不少武漢醫院的醫務人員被告知不許穿防護服。習慣性沉默，讓我們生死予奪。

2020 過半，新冠亦肆虐了半年，若中共的體制不變，未來還有更大的危機。回顧過去的 2019 年，是我將平凡的政治理想付諸實踐的一年。山川異域，日月同輝。大陸有我們努力，香港人請保持希望，繼續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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