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背景

前言

近年的維園燭光晚會人數漸有增長，六四當天的鎮壓亦越來越廣為人知。在響亮的口號下，我們對這場持續近三個月的八九民運又有多少了解？這場運動終結於屠殺，卻不止於屠殺，我們對六四亦不應停留在「純潔的學生被政權屠殺」的想像。只有理清其歷史脈絡，追溯當年種種社會背景，我們才可以對這段血淚史有更立體的圖像。

是故，我們決定以歷史部分作為本特刊的開首。首先是「背景」，六四前的經濟狀態是這場民運得到廣泛動員的重要原因，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是組成這場運動的關鍵部分，還有中共權鬥，胡耀邦如何作為民運導火線等，在此俱會闡述。

接著是民運的整個過程，我們亦會談到更多鮮有提及的部分諸如廣場衛生、學生權鬥、學生財務狀況、軍人市民關係等等，還有六四對經濟、媒體環境、社會風氣等影響。最後則為對「蘇東波」（蘇聯東歐波蘭）與八九民運關係的分析，從而補充這場運動在共產世界變革浪潮中的視角。

歷史從來不是一個平面，更不容扭曲。只有不斷重提、重塑，才可以更好地扣連當下社會上自八九年連綿至今的種種問題，讓過去在現實再迸發意義。

六四前的經濟狀態

二十四年前的春夏之間，北京的大學生走上街頭，從爭取民主、反官倒，逐漸演變成全民運動。如果將事件的發生單歸因於一些道德感召，數以百萬計的市民走上街的行為實在難以解釋。如果要全面理解這麼多人上街的原因，我們同時要著眼於對民生影響力更大的社會問題－－通脹。

先來一些數字：1988年的通脹率上升到18.5%的誇張境地，1989年頭更曾經到達接近30%的水平。這個數字就像，你這年買一包米需要$50，下年就成為$65了。通脹的爆發，對市民的生活造成極大影響，成為他們走上街頭的重要原因。然而，通脹並不是無故從石頭蹦出來的，其成因主要有兩個：直接成因為1988年底的「價格闖關」，而遠因則是80年代推行的「放權讓利」（私有化）政策，特別是「價格雙軌制」的推行。

價格雙軌制

改革開放以降，中共推行價格雙軌制，將以往一切商品都由中央統一價格的規定，變成只要生產總量超過國家收購的量，剩餘商品就由市場定價。要注意的是，這些商品的市場價格因以前的供不應求[1]，而比國家價格高一大截。[2]

於當時的情況下，生產資源由政府掌控。因此一些有人脈關係的人便可以拿到政府發出「批條」，以國家收購價格購買物品，然後再通過不同的途徑把這些商品拿到市場上賣，從而賺取差價。這種情況叫做「官倒」，是導致通脹的最主要成因，也是運動中其中一個主要反對的問題。

價格闖關

1988年，中共感到價格雙軌制對社會造成很大影響，特別是官倒的貪腐情況嚴重，因而萌生「闖價格關」的意圖。「闖價格關」的意思是一刀切下放所有價格的定價給市場，把雙軌制變成單軌制。可是，由於過早洩露消息，大眾預期政策推出後百物騰貴，又沒有配套的加息措施鼓勵存錢，結果導致銀行擠提，市民爭相搶購日用品，令通脹率暴漲至18.5%。最後，中共於8月份宣布暫停價格改革。

[1]：雖然產量增加，但仍然追不上需求。同時，「官倒」將部分產品倒到私人市場上，令供求繼續失衡，造成通脹。

[2]：1989年3月，市場價高出計劃價的幅度分別為：煤炭149%，原油213%，鋼材105%，木材112%，銅150%，鋁124% (《物價闖關》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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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權爭

表面上，鄧小平於第十一屆三中全會上奪得大權，毛澤東死後，黨內權力不穩的局面似乎告一段落。但實際上，黨內反對改革開放的聲音仍然潛伏，而鄧小平亦擔心自己親手提拔的改革派會脫離其改革規劃。因此，為防止有人暗中奪權，鄧小平意圖借黨內改革派及保守派兩邊的實力平衡來維持自己的權力‧

鄧小平掌握權力後，支持外資及市場自由化等經濟改革，漸漸與主張鳥籠經濟、反對市場過份自由化發展模式的陳雲、李先念等老幹部的理念有越來越大分歧。鄧乃提拔胡耀邦、趙紫陽分任總書記及總理，自己則保留軍委一職，幕後操縱。一方面可以壯大改革派的勢力和支持改革開放的勢力，借以反對陳雲所提倡的「計劃經濟為主，市場經濟為輔」的發展方式；另一方面亦使自己不需要直接承受各方對改革派的批評，亦不必為任何改革的失誤負全責。

事實上，鄧小平從未打算放棄對以胡耀邦和趙紫陽為首的執政改革派的控制。胡、趙皆沒能掌握軍權，而他們對改革開放的方針亦有歧異，造成一定程度的制衡作用。例如趙紫陽就認為胡耀邦求「翻番」的經濟發展過於急進，結果改革派往往要以鄧小平的意見為最終決定。

然而，這種制衡機制卻未必足以使改革開放的進程盡依鄧小平的劇本進行。胡耀邦一直希望給予知識界表述對時政意見的空間，但這一種對知識分子寬鬆的態度招來鄧小平的擔心，因為他始終以維持共產黨專政的安全為第一原則。於是鄧第十二屆三中全會上提出了「思想戰線不能搞精神污染」，更借用胡喬木，鄧力群等保守勢力，多番向胡耀邦施壓要其加入「反自由化」的立場。但胡耀邦未有理會，之後更在公開場合中指以「精神污染」來形容當時知識分子的說法不合適。鄧於是又借保守派之口批評「對自由化軟弱是總書記的根本缺點」。及至1986年上海起學潮衝擊市政府，鄧將之定性為資本階級自由化的結果，認為胡耀邦要負全責，結果胡耀邦被迫辭職。

胡耀邦下台之後，一直到八九年學運之前，保守派胡喬木、李鵬等成為反自由化功臣，自然藉此機會擴大反自由化的戰線，而趙紫陽接任代總書記之後，一方面要執行官方反自由化的任務，另一方面自己則試圖為反自由化的浪潮降溫，希望將反自由化局限於黨內的政治層面，以減少對知識界及經濟方面的改革的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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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學生和知識分子在八十年代

七十年代末，華國鋒掌權，重提四個現代化，對科學和技術有很大的需求。為了迎合國家的需要，大學的數量急劇上升，在1977-1988的短短十一年間升幅逾三倍。然而，大學擴招帶來了不少問題，最終成為大學生走上街頭參與學運的重要原因。

第一，過份擴招為市場提供大量勞動人口，使求職市場出現供過於求的情況。當時的畢業生本由學校為他們配對職位，但由於僧多粥少的關係，那些擁有人脈和後台的大學生有更大機會得到理想的工作，個人能力不再是決定能否找到理想工作的因素。這種不公是令激起大學生走上街頭的其中一個原因。

第二，擴招亦使學生在海外升學的機會減少。因過份擴招的關係，國家投放的教育資源追不上擴招的規模，變相減少了對教育的投資。這使學生原有的出國機會減少並受到諸多制肘，例如政府規定畢業生要在國內服務滿一定年期才可出國工作或深造，否則便會被罰款。這些阻礙學生和知識分子出國發展的政策，令求職無門的學生前途更加黯淡，進一步引起他們對政府的不滿。

另一方面，當時大學的自由氣氛有助西方民主思想在學生間傳播，加上以上提及的過份擴招情況，使更多學生接觸到這些前衛思想，為六四學運提供了動員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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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體和人民在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國推行改革開放，走向市場經濟。面對政經制度的變化，媒體、人民等均受到很大影響，最終促使他們投入八九民運。

傳媒方面，以爭取新聞自由為投身運動的主要原因。自八十年代起，一些西方的新聞原則傳入中國，影響著新生代的傳媒工作者。在改革開放的政策下，雖然中共對媒體的控制有所放鬆，但仍相當嚴格。在這樣的理想和現實落差下，中國的新聞工作者有意反抗中共對媒體的控制，故投身參與運動。

市民方面，沉重的生活負擔成為他們投入運動的原因。首先，1989年時通脹嚴重，更一度高達30%，人民生活負擔非常沉重。同時，在市場經濟的影響下，不少國企都被私有化。然而，這些企業都以謀利為目的，為了減低成本而相繼裁員，打破了往日工人賴以為生的鐵飯碗，令數百萬工人失業。另外，大部份市民以往享受的社會福利如醫療保健等都因改革開放的經濟政策而被取消，進一步增加他們生活壓力。種種的怨氣，慢慢的轉化為對政府的不滿，使他們最終走上街頭。

上述總結了傳媒和市民參與這埸運動的原因。他們對學生的支持，無疑為這埸學運添加了一股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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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火線—胡耀邦逝世

六四民運的直接導火線，當數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的逝世。但是為甚麼一個中國前領導人的逝世會引起民主運動？要清楚這點，我們就必須了解胡耀邦對當時的中國社會的影響。

清廉父母官

胡耀邦第一項受大眾感到歡迎的政策是為文化大革命中的受害者平反，1978年下令重新調查文革時期的案件。其中，平反了「四五天安門事件」、薄一波、劉少奇等超過300萬件案件，令全國上下一片好評。

胡耀邦另一樣為當時大眾讚頌的事情，就是他為官清廉。對比八九前的「官倒」成風，胡耀邦於大眾心目中可謂一股清流。

同情學生

在1986年，安徽合肥的學生因不滿貪腐和人大代表選舉而發生學潮。胡耀邦當時因同情學生，沒有採取強硬手段，因而被扣上「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不力的罪名撤職。這樣不僅令民眾不滿，同時也贏得學生對他的喜愛。1989年4月15日胡耀邦因急性心肌梗塞，搶救無效逝世。 對於心裡極為敬佩的領導人逝世，各地的學生走上街頭悼念，拉開了八九的序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