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人的通識教育——訪王邦華博士

文：鄭俊諺

王邦華博士，中大本科畢業，主修工商管理，副修政治與行政學。畢業後於英國約克大學與倫敦政治經濟學院研究政治哲學。自 2014 年起擔任通識教育基礎課程講師，主要任教「與人文對話」課程。研究興趣包括當代自由主義、規範倫理學、儒家政治哲學。

問：鄭俊諺
王：王邦華

問：你本科時主修工商管理，為什麼會在畢業後轉而研究政治哲學，最終加入中大通識部？

王：當年考完 A level（高級程度會考），未決定自己想讀什麼，當時很多同學都選工商管理，也就跟著他們選，但後來讀得很痛苦，體驗到會計是世界上最悶的學科。於是想：如果餘下人生都是讀商業，繼而從商，會不會更痛苦，甚至虛耗光陰？那時正在學生報當編輯，有一位上莊 Cham（覃俊基）建議我去旁聽周保松教授的課，於是對政治哲學產生了興趣，覺得政治哲學的問題比較有意義，後來亦有旁聽關子尹教授（哲學系）、鄭宗義教授（哲學系）和陳健民教授（社會學系）的課，慢慢發現自己的志趣在於學術，於是就決定畢業後進修政治哲學。博士畢業後我曾經在港大任教，後來得知中大通識部聘請老師教授「與人文對話」的課程，發現當中有不少政治哲學的經典文本，頗符合我的教學興趣，遂去應徵，最終就在這裡任教了。

問：雖然你是通識部的教師，但你其實也有在政政系教授倫理學等課程。在兩個部門教學，會遇到背景相異的學生，你有不同的教學經驗和感受嗎？

王：如果任教本科學生，其實可以假設他們已經有一定志趣和基礎知識，例如他們對政治哲學都有基本認識，同時對香港的政治環境都有所了解，例如民建聯和民主黨是什麼，或者本土派和泛民主派有什麼分別。相反，教授通識時就要提供更多的背景和基礎知識。另外，在通識教育中我更注重的是喚起同學的態度和興趣，特別是對人文學科的反思以及對價值的重視。我認為這十分重要，因為通識教育的精神不只在於教授知識。知識當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培育學生成為一個自由的人，對萬事萬物持批判的態度，能夠獨立地思考關於美好人生和理想社會的問題，而不是隨波逐流地活著。培養這種自由人的態度和意識，才是通識教育的核心。所以在教授不同學生時，教學的側重點也會不同。

問：通識教育在中大有很長的歷史，自創校以來就是課程的一部分，你認為通識在大學教育中扮演怎樣的角色？

王：通識教育在大學裡有一個「統攝」的作用。很多人包括大學管理層和同學都認為通識的作用只是點綴，在大學教育中只有邊緣的位置，最重要的還是研究和專科的發展。因此通識教育經常被批評是浪費學分，令專科的同學無法讀更多的學分，更可能導致學校的國際排名下降。但我覺得通識教育才是大學教育的核心，因為在其中大學的精神才得以體現。試想想，大學裡有那麼多部門和學科，怎樣才體現出它們的學生都是「中大人」？通識教育提供的是一個共同的學習經驗，不論學生的學科背景，他們都有機會在通識教育裡反思真善美的問題，從而建立一個大學的學術社群，使大學成為一個培養自由人，而不只是專業人士的機構。尤其是從二十世紀開始，大學開始專門化，在這樣的環境中推行通識教育是大學一個重要的使命。如果我們追溯教育最初的理想，不論中西方的教育，其實都非常重視通識和博雅教育。例如西方的牛津、劍橋大學不是以訓練律師、醫生、專家為目標的，它們想要培育的是知書識禮的「紳士」。反觀中國也是一樣。傳統中國教育不分文、史、哲，培養的是對儒家有貫通的理解、能夠明道的「通儒」，而不是要訓練專業的詩人或者歷史學家。現代大學亦應該要有傳統教育理想的承擔，因此我其實認為很多人低估了通識教育的重要。

問：近年你主要教授「與人文對話」的課程，內容遍及宗教、政治哲學等的經典文本。這些經典都不易讀，為什麼要在必修的通識基礎課程裡讓同學接觸經典？

王：我覺得經典是一個媒介，讓我們反思一些人生中重要的課題。經典之所以是經典，是因為歷史上偉大的思想家曾經思考不同的問題，例如什麼是美好人生、如何建立社會秩序、如何處理人和神的關係等，繼而將思考的結果寫成著作。這些問題都是普世的，自從前到現在都一直有人在反思，而思想家的經典正正引發了更多人的思考，甚至奠定了我們的文化根基。那麼為什麼今天我們要讀經典呢？原因有二。第一，是經典幫助我們找到自己的「根」。今天我們生活的社會和無時無刻影響我們的文化，到底由什麼經典和思想塑造而成？例如我們經常說的儒家文化，到底什麼是儒家文化？很多人說儒家文化落後而封建，因此中國沒有民主的基礎；或者因為儒家的意識形態，所以我們的社會風氣十分保守。我們在思考時經常訴諸文化背景，但我們的文化背景到底是什麼？阿拉伯文化和西方文明指的又是什麼？因此閱讀經典讓我們理解當下的社會。第二，既然上述的問題跨越地域和時間，那麼經典的意義就像我們寫文章和考試的參考資料一樣，在我們思考同樣的問題時，有哪些前人的答案可以啟發我們去尋找自己的答案？這些問題沒有所謂的標準答案，柏拉圖和孔子的答案也未必適合你，但讀過他們的思想，我們至少不用抽空地思考。

問：「與人文對話」中要閱讀不少政治哲學的文本，對不熟悉政治和社會分析的同學來說的確有難度，你會怎樣幫助他們理解？

王：我經常強調沒有經典是「石頭爆出來」的，因此閱讀經典就要理解其問題意識，也就是它們回應的是什麼問題。帶著問題的背景去閱讀，就不用抽離地思考。我亦會在課堂上嘗試利用不同的生活例子。例如我在教授儒家時會提及關愛座，關愛座的設立與「禮」有關，儘管今天我們不守周禮，但禮依然滲入我們的生活，既然關愛座是敬老的體現，為什麼現在有那麼多爭議？多引用現實例子就可以連接經典和同學的生活。

問：近年在大學推行價值教育受到科學主義的批評，指價值問題難以用科學方法研究，故不應成為大學教育的一部分。你怎樣看這種批評？價值教育對你來說有什麼價值？

王：這是一個嚴峻的問題。既然傳統中西教育都重視通識教育，為什麼現代大學卻開始專門化？這和科學霸權的形成有關係。科學革命以後，科學，特別是物理學，相較其他學科有著最迅速的發展，其他學科出現一種身分危機：如何在嚴謹的科學方法和體系下證明它們也是知識呢？結果十九世紀以後不同學科都出現科學化的趨勢，甚至人文學科都被要求以科學方法研究文學、歷史等。但是價值教育內的討論，較難用科學方法量度，結果成為大學教育裡的異類，這是非常可惜的。其實科學不一定和價值有衝突。但如果視科學為唯一的範式（paradigm）的話，這是一種狹窄的知識觀，亦使價值教育邊緣化。此外，大學管理層間奉行新管理主義（neo-managerialism），把大學當成公司看待，講求可計算的業績，例如對外宣稱今年國際排名上升多少、獲得多少資助、畢業生的收入高低等。價值教育能夠計算，但不能夠每年像業績般統計，去計算每年有多少學生因為通識教育而熱愛真善美等價值。但長遠來說，通識教育能夠改變一所大學的氣象，使得中大有別於其他大學，培育出一個重視人文精神、關心時事、批判思考的公民社群。

問：上年你應通識部邀請推介了五本政治哲學的書。如果現在要你推介一本關於教育的書給同學，你會推介什麼？

王：我會推薦《教育不止一條路》，講的是非主流學校兆基創意書院的教育。這是一本適合新生去讀的書，因為它嘗試提出一種另類的教育可能。香港的教育一直都非常差，教育制度單一而且成王敗寇，很多同學被迫在一個不適合他們的制度裡掙扎，非常痛苦。這本書令我想起莊子的「無用之用」，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才能，視乎你從什麼角度看待。書中就提及了很多這種「無用之用」的例子，只要有一個適合的環境，很多同學其實都可以發揮他們的才能。成功不應該只是由一個考試去決定的，而是應該多元的。這種多元的環境應該要從制度出發，提供多元的出路和評估方式。這樣才是一種好的教育。

課程資訊
課程名稱：與人文對話（UGFH 1000B）
上課時間（Sem 1）：Fri 02:30PM – 03:15PM（另設導修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