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縱從未間斷——UGC 的罪狀

原刊於中大學生報 2014 年《迎新特刊》

文：A 仔

UGC就像一隻無形的手，捉緊着大學的每一條血脈。

由八十年代四改三事件，到近十年殺系風波，都源於香港大學教育資助委員會（University Grants Committee，簡稱教資會或 UGC）的政策。UGC 多項罪狀，將在下文詳述。而它所以是事件元凶，說穿了，是因為它像老闆一樣，手握院校撥款，便以大學競爭力夠不夠高，科研出不出名等標準來分配資源，卻不考慮院校教育理念及師生職工生活，自然釀成爭議。

罪狀一︰UGC，只是Under Government Control

UGC 本應讓社會不同人士參與，一同決定高等教育發展。以英格蘭高教撥款委員會 （HEFCE）為例，政府即使負責委任成員，但會以不同途徑公開招募，使會內有不同年齡、族群及性取向人士。其主席是大學教授，並有學生擔任觀察員。相比之下，UGC 卻彷彿政府傀儡。委員不少來自政商界，主席鄭維新便是大地產商，委員更有行政會議成員張志剛，可謂公然干預大學撥款。就算有學者，卻缺乏人文學科教授。由是，政商界思維便主導 UGC 決策，關注的只是吸納多少優等生、產出多少研究、排名升多少。以至早年政府要求中大科大合併以擴大規模時，UGC 無視兩間大學不同的教育理念，為政府大開方便之門。

罪狀二︰研究撥款標準忽視本地需要

另一個例子是在研究撥款審批上，UGC 只集中推動能追逐國際排名的研究，使「難登大雅之堂」的本地學術被忽視。大學教職員要獲得撥款，得以美國主導的國際期刊引用率為準，令沾不上邊的本地研究胎死腹中。然而，研究廣東話聲韻和來源，即使不會讓外國學術界得益，卻讓我們了解自己正在說的語言；探索香港粵劇文化的特色和歷史也幫助重塑香港文化，怎可說不重要？「不入流」的中文著作亦被嚴重低估。嶺南大學榮休教授劉紹銘便曾說︰「你研究廟街，不算學術。Temple Street ？噢，文化研究。有同事設想徐復觀或錢穆參加 Research Evaluation，三本中文著作可能等於英國同事一篇論文的分數。」

罪狀三︰撥款制度只顧成本效益

UGC 手握撥款間接控制了院校員工薪金、住宿福利和研究經費，操縱院校的生殺大權。偏偏，它撥款時只考慮成本效益，簡而言之就是要盡量省錢，令院校財政更顯緊絀。2003 年經濟低迷，UGC 以企業瘦身思維削減成本，向大學削資，院校便向員工下手，推行缺少職業保障的合約制，又大幅減薪。當中，基層員工受最大影響。由此可見，UGC 只看到收入和支出等數據，卻完全忽視大學基本人文關懷。它可以做的，是向政府力陳大學需要固定的撥款以維持運作，保障工友和教師收入，而不是為虎作倀。

罪狀四︰困獸鬥一般的學額回撥

UGC 不只控制撥款，更推出學額回撥制度，擠壓小院校發展。學額回撥規定院校每三年放還相當於 6% 學額的撥款予 UGC，然後提交建議書重新競逐。UGC 美其名說院校可藉此檢視學系發展成果，並提出未來發展路向，但這種互相搶奪的方式只令小院校捱打。它們無論設計新學系的資源，還是校內設施都較少，寫出來的建議書肯定沒那麼大吸引力。理大便曾在一次回撥中喪失全部抽出的學額，浸大數碼圖像傳播系亦慘遭削掉，港大中大學額卻繼續增加。長此下去，小院校發展將處處受阻，學系學額不斷減少，很難發展出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