製造校史的（某一條）退／進路

文／整理：長槍鳴

「能夠裝進所謂文章這不完全的容器的東西，唯有不完全的記憶或不完全的想法。」──《挪威的森林》村上春樹

平面地介紹或認識中大，不外乎是中大佔地多少、設施如何、有什麼尖端研究成就、以「結合傳統與現代，融會中國與西方」為使命等等。不過，在戴上這些好像都讓官方／外人稱道的光環，向似是光明的主流大路邁步之前，何不從退路中回顧這些「豐功偉業」──哪怕這些記憶想法總不完整──也可以細心看看多少被遮蔽了的真實，如何與你的現況相連。

1)人稱媲美牛劍之書院制，喎

中大學生在校內各種諮詢場合中表明身分時，都會使用如「新數一李XX」的中文簡稱。當中新指新亞書院、數指數學系、一指一年級。這種獨特的自稱正正源於中大獨特的書院淵源。

中大根據《香港中文大學條例》於1963成立，弁言中訂明中大為聯邦制大學及主要授課語言為中文。所謂聯邦制大學，是將當時三間香港的專上學院（崇基、聯合、新亞）合併而成，並在分享資源及設施的同時，仍保持各成員書院在教學上的自主和獨特性。當時不同書院繼續自行開辦學系和考試，而學位試則由中央安排。不過，1976年立法局通過「新富爾敦報告書」（註1），將中大的學制改為「學科為本」及「學生為本」二元制，變相奪去書院的教學自主權，淪為管理宿舍、獎學金及書院通識課程的機構。為此，包括錢穆、唐君毅在內的新亞書院九位校董集體辭職以示抗議。

中大人雖然經常津津樂道書院精神，但就現實而言，各書院已經同構化，彼此除了校訓和硬件不同外，幾無差距。所謂書院精神現今既不作為大學的指導原則、又不是某間書院學生的獨特氣象。但是，書院精神依然作為某種理想性的話語，不斷被人再次詮釋和豐富其內容。例如最近新亞藝術系同學反對將新同學分發往不同書院（註2），當中對中國藝術教學傳統的堅持，便重新賦予了書院精神的當下意義。不過，隨三三四新學制而來的各學院統一收生及新書院的成立，書院越見虛化，即將變成類似中學的「社」，而中大的聯邦制似乎亦會成為重複而虛假的夢囈。

2)中大理念二三事

一、中文運動

書院精神雖然遠去，但中大成立的理念，又的確與中文及中國文化密不可分。遠在1962年，港英政府委任了富爾敦委員會草擬大學編制及組織規程，對應著社會上對華人及中文專上教育的呼聲，於是建議成立中文大學，並委任委員會內唯一華人李卓敏為校長（當時港大校長仍是由外國人出任）。

中文在七十年代以前一直被歧視，所有政府公告法例均以英文為準（註3）。一直以來不少社會人士和團體均要求提高中文的地位，但不被政府接納。1968年，崇基學生會舉辦「中文列為官方語文」座談會，為中文運動之先軀。1970年，第一次中文運動正式發起，爭取中文成為法定語文。兩位中大同學到日本出席國際學生會議，成功爭取該會議發電報給港督，促請他給予中文法定地位。同時三書院亦組成聯合行動委員會，努力向政府爭取中文的法定地位。終於在74年立法承認中文的法律地位。但當時重英輕中的政策和風氣並未得以改變，公務員招募仍然極為重視英語成績。

1978年，政府發表「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註4）和大學學制四改三的刺激，中大同學與社會人士遂於1978年發動第二次中文運動，目標除了提高中文的社會地位外，更提倡母語教學，把中文運動推行到教育政策上。又舉辦一系列活動例如展覽、文娛晚會及中文日等，力圖把中文運動推向基層層面，以改變當時重英輕中的風氣。但這次活動經過一年多的輝煌後無法持續，最後以失敗告終。

二、大學學制：四改三兮三復四

教育與政治的關係，從來難以割裂。二次大戰後，華文教育需求持續上升，六年制的中文中學與七年制英文中學並存。與之相對的是中文大學採用四年制，而香港大學推行「英式」三年學制。但是，為方便殖民政府統治，教育政策重英輕中，務使加強市民對殖民者的認同，輕視其母語及其文化。因此，中大收取不少只修畢中六的英中學生，變相為中文中學帶來制肘，令中中數目持續減少；而四改三則更進一步增加英中學生進大學的優勢。

第一次「反四改三」運動

港府於1977年發表「高中及專上教育綠皮書」，建議中文大學轉為三年制，統一大學入學試和大學學制。中大師生隨即反對，指中大將無法維持創校以來「通才教育」的理念。四年制為使同學有充裕時間學習，提供修讀國文、英文、通識教育、學生為本課程（STOT）等環境。翌年師生發起罷課，「師生團結反對四改三」集會更有二千六百人出席。校長李卓敏於會中宣言維護中大理想，隨後校董會亦決定堅持四年制。政府最終妥協，表示十年內不重提「四改三」。

第二次「反四改三」運動

在大學四年制一時成為主流看法之時，教統會於1988年發表《三號報告書》中，建議大專收生必須於中七畢業後，與各大學基本修學年原則上一致。此外，報告建議採用「彈性學分制」，中七入學生修讀九十九分，三年內畢業。以上皆逼使中大跟隨三年制，惹起師生極力反對，學生組織更聯同校長、教師等成為支持「六四制」的骨幹。於報告書的諮詢期內，共三千名師生參與6月於邵逸夫堂舉行之大集會；10月底立法局辯論《三號報告書》時，各支持「六四制」的團體假遮打花園舉行集會，中大校方提供校巴接載師生前往出席，可見立場鮮明。12月2日，上學期最後一天，更舉行「反四改三」罷課，人數多達三、四千，參與者擠滿了整條百萬大道。

不過政府仍一意孤行，於翌年1月公佈行政局已接納《三號報告書》有關大專教育之建議，四千名同學於2月再乘校方安排之校巴到布政司署集會抗議，亦只是徒勞。中大於1991年被逼採用彈性學分制，學生變相只修讀三年。大一國文、英文、學生為本課程（STOT）皆由九五年起剔出必修規定，以作舒緩學分上的壓力。直至回歸後，特區政府決定於2012年實行中學及高等院校學制改革，中大將恢復四年學制。

三、教學語言事件

而在05年爆發的教學語言事件中，國際化卻演變成英語化的方向，根本上背離了中文大學重視中文、將中文國際化的理想。

04年11月，校方配合劉遵義校長的「國際化」，要求各學系表明能否於下年度收取非本地生，並提供足夠的英語教授課程，而當時沒有正式諮詢任何同學；05年1月，校方又要求願意增加英語授課的學系須遵守四個條件，當中規定必修科及至少一節導修、實驗、練習課堂須以英語授課。同學蒙在鼓裡，直至26日方由學生會同學從非正式途徑得悉並揭發，引來不少關於中大國際化的討論。學生會及「捍衛中大理想小組」在本部文化廣場掛出〈哭中大〉的橫額及大字報，並收集了近千名師生校友的聯署。後來，幾位支持「國際化」的學生和校友在文化廣場張貼了〈笑中大〉一文，抨擊反對國際化的學生，亦引來多篇文章反擊。

除了諮詢問題外，教學語言事件中透露出中大管理層將國際化等同英語化，其實對貼近國際學術的理解，十分幼稚。哲學系關子尹教授就此撰文（註5），藉討論語文作育的概念，指出語言並非死的工具，大學的學術把概念引入母語討論，才叫做將知識留住。不難發現，國際化除了重視大學生的英語能力之外，似乎忘記了大學更大的責任：把知識普及至各階層。所謂國際化，只是造就了一班並不在地的「高級知識分子」，歧視紥根香港的粵語及中文。

（關於教學語言事件及其他校政問題，可參閱「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網頁：http://www.cuhkalumniconcern.com/）

3)搞事事件薄：不如你都搞搞佢

一、小報文化

由學生自發、用簡陋影印技術印行的小報，曾經在九十年代的校園中盛極一時。九三至九五年間，由《小門報》開始，出現了不下二十份小報。當中有人在迎新營中派發公然與標準想像對抗的刊物，並在百萬大道放電影與音樂，希望打破迎新營對新生的灌輸。又有中大同志文化小組出版的《月事》，分享情慾小說、性知識等，但遭署名「中大捍衛道德大聯盟」將三十多份《月事》丟進垃圾筒。此外，還有若干詩刊、漫畫發佈，體現了同學自主隨性的風格，不僅與大學官方刊物大相徑庭以及針鋒相對外，亦與學生會及學生報刊物的既定風格不同。不過，小報隨著互聯網的發展和校園風氣而漸漸息微。

二、八九六四

北京學運於89年4月爆發後，中大同學紛紛聲援。4月24日，中大學生會代表會見當時訪港的人大副委員長王漢斌，遞交請願信，要求官方正面評價學運及正視學生要求。中大學生會又率先發起籌款運動，參與示威遊行活動，翌日於烽火台舉行集會。隨後亦派代表於5月初上京支援北京學生，其後更成立物資聯絡站，為北京學生提供物資支援。

5月17日，香港六間大專院校罷課一天，支持北京學運。5月19日晚上，李鵬於黨政軍大會發表強硬說話，並宣佈戒嚴。當晚深夜，三百中大同學於烽火台集合，在三號風球下聯同港大及浸會同學往新華社外示威。5月25日，中大同學自發籌組中大學生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委會，並於5月28日正式成立。

天安門鎮壓令學界與北京關係破裂，引起了各大學生對中國和香港政制的關注。此後六四成為中大學生會的重要議題，而《中大學生報》亦會每年出版特刊紀念。

三、頒獎與踩場：李光耀、董建華、唐英年

校方於00年畢業禮向新加坡資政李光耀頒授榮譽學位，引起了校內校外不少的爭議。李氏鐵腕統治新加坡數十年，以人民行動黨獨裁管治新加坡，被質疑是否能夠獲此殊榮。當時的校長李國章只以「不問價值，只問成就」回應。

歷史再度重複。董建華在辭任香港特首後，於07年接受校方頒發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中大學生亦在畢業禮中舉起橫額，抗議是次頒贈。而時任政務司司長的唐英年又於09年得到中大的榮譽法學博士學位。除了他對香港毫無建樹，而且在立法會坦然承認正在加強貧富懸殊之外，這行動更讓人懷疑校方取悅可能參選下一任特首選舉的唐英年。可是，這兩次的抗議卻被人解讀為「不尊重莊嚴的畢業禮」，卻無視將榮譽學位給予董建華、唐英年，侮辱的實際是在座畢業生，甚至無視的是校方與權貴私相授受和社會的不公義。

四、反廿三條

2002年9月24日，政府公佈《實施基本法第23條諮詢文件》，引起市民對言論、出版、結社自由的憂慮。10月開始，前保安局局長葉劉淑儀為推銷二十三條立法，出席七間大專院校學生會有關二十三條立法的論壇。10月25日，中大學生會周峻任贈劍諷葉太「上斬天主教、法輪功、傳媒，下斬刁民」以打壓人權。11月11日，葉太出席中大二十三條立法論壇，當日共有約三百人到場，中大同學約有二百多人，論壇中當葉太說：「你地放長雙眼睇，葉局長無呃你哋」時，全場大聲嘲笑。論壇後中大學生會致送「精忠報國」錦旗予葉太。

市民對立法的憂慮加上回歸以來政府一連串施政失誤，累積的民怨終於爆發。12月15日，約有6萬市民參加反對23條立法遊行。03年7月1日，超過50萬市民參加反對《基本法》23條立法遊行，由維園遊行至中環政府總部，最後一批市民等了近五個小時始能在維園起步。9月5日，董建華宣佈決定撤回草案。
五、反高鐵

09年10月行政會議通過興建廣深港高速鐵路香港段，以配合中國「四縱四橫」的高鐵網絡。除了耗用近七百億公帑外，在鐵路走線上被各界人士質疑其走線及終站設於西九的理由；另外，為了興建石崗的維修站，工程將清拆屬於非原居民的石崗菜園村，破壞當地生活，更帶出城市發展的方向問題。為此，許多學生團體及民間組織都高度關注，《中大學生報》亦聯同香港獨立媒體網出版了相關特刊。此外，有大量被稱為「八十後」年輕人參與運動。當中在各大專院校巡迴苦行的「大專生苦行隊」於1月6日在中大校園苦行。

2010年1月8日立法會財務委員會審批時，被泛民主派議員拉布拖延，同時在立法會門外亦在近萬人示威。結果會議延至1月15日至16日連續兩天審議。中大學生會更於15日派出專車接送同學從中大往立法會。該晚更有千餘人於曾蔭權官邸靜坐至凌晨。直至16日下午，經過長達15輪近170多次提問，財務委員會正式通過撥款申請。事件反映香港資本主義社會造就的特權階級，通過功能界別議員為商家利益及政府護航，反制由市民直選的議員。

4)校長世系表

中大至今有七位校長，雖然他們美其名是校長，若干施政亦與校長極有關係，但畢竟整個社會制度及氣氛，才是歷史的主軸。

李卓敏（1963-1978）：還說著要中文的大學
李校長肯定中文為中大主要教學語言，為本港學生提供中文專上教育（別於當時以英文主導的香港大學），並指出中大要成為中國與其他文化溝通的橋樑。他在《中大十年》中指出「如果想中大辦得好，我認為一定要國際化」。任內支持76年立法局通過的「新富爾敦報告書」，破壞中大聯邦制的原意。

馬臨（1978-1987）：初具規模

上任重申中大以中文為主要教學語言及其國際化的目標。任內首次開設了博士課程；醫學院亦告成立，首次招收醫科生。但在醫學院「六改五」事件中，校方代表本來與學生代表組成小組達成協議，將醫學院改為六年制。可是，校方與同學就應否公開方案有爭議，因方案涉及校方與政府之間的談判內容。雖然最後決定暫不予公開，但最終因同學洩露，馬臨校長表示憤怒，小組最後不歡而散。最終，醫學院改為五年制，為四改三鋪路。

高錕（1987-1996）：改制、改宗

「光纖之父」、09年諾貝爾物理學獎得主。他在《中大三十年》的訪問內表示「雙語並重」的重要，但以中國文化為重點。任內教統會建議大學本科四年改三年，引起數千名教師、學生及校友罷課抗議。91年發生中大學生會於國慶酒會外抗議中共六四層城，遭警方鎮壓。高錕表示政府剝奪學生表達意見及學生擾亂程序都不對；又解釋校方由於六四事件敏感而不表態，而自己的意見又會被誤讀成大學立場。後來，高錕接受中方委任為港事顧問，在反對聲中，他承認選取港事顧問的機制不民主，但不熟悉政治，故不會發表政見，亦不猜測中方動機。

李國章（1996-2002）：中大科大合併

曾揚言中大邁向國際化的同時，以中國文化為本，並將成為東南亞最頂尖學府。高錕退休前夕，校董會討論「新校長遴選委員會」的人選時，否決加入學生代表。同學於是成立「同學自主力量」抗議黑箱選舉。在就職典禮上，李拒絕與學生對話，同學及記者阻止李座駕離去，情況混亂。02年8月，李接任教育統籌局局長而離任，但中大師生於傳媒報導後才知悉。李校長接受《中大學生報》訪問時回應：「既然大家都知道了，我還有必要再走出來講一次嗎？」。02年10月，李表示中科應該合併，並明言「若雙方無意結婚，亦會插手成事」，因態度強硬被指如「沙皇」。由於此計劃引起極大反對聲音，計劃擱置，但教資會仍指出院校合併乃未來發展方向。

金耀基（2002-2004）：削資、減薪

金氏提出中大是研究型大學，教師要創造知識而不只是教學，應著重教授研究成就；以及實施雙語教學和國際化等政策。任內發生了「肥上瘦下」的減薪事件和殺系事件：因應政府削資10%，教學部門需削減4%，並針對「弱系」進行「學系重組」節省資源，但不久又成立法學院。04年2月，金就殺系一事與學生公開對話，但會上沒有直接回應學生問題，不肯承諾押後計劃；同學對諮詢不滿，金就回應說「諮詢永遠都不夠」及「永遠都會有人反對」；其後學生上前遞信，與保安發生推撞，期間有人於車前跌倒。

劉遵義（2004-2010）：磬竹難書的破壞王

劉在任內成為中共的全國政協委員及本港行政會議成員，並身兼多項公職及私務。他身為校長候選人時表示，將落實普通話及英語雙語教學、增加外來生至百份之廿五、加快「三改四」步伐及發展中國研究和比較學科等。劉以茶餐廳比喻辦學，指出學生是顧客，光顧時不必參與決策，只須給予意見，只希望學生能夠如滿意的顧客離校，無視師生共治傳統；校園發展上又沒有充分諮詢師生校友，許多方案更大幅破壞原有校園如清拆邵逸夫堂；成立五個新書院亦被批評為「大躍進」式發展，而且新書院規模極小、不享有原有書院的地位，被人質疑新書院只是用來吸引更多捐款；在情色版事件中，校方迅速處罰當時的《中大學生報》出版委員會，而非出版受爭議期次的上屆編委，顯示校方不打算釐清事實，只為了眼中的名聲而犧牲言論自由；而他在卸任之前，更爆出「政治中立」事件。

沈祖堯（2010-????）：沙士英雄、中立與睇波

於03年沙士襲港中嶄露頭角，加上任逸夫書院院長時重視與學生互動，為人稱道。在秘密的校長遴選中，成為校長的唯一候選人。但上任之前爆發的六四「政治中立」事件中，他作為行政及計劃委員會一員通過了禁止民主女神像擺放的決定。上任後沈仍堅持所謂「政治中立」的原則，但隨即在世界盃決賽日在百萬大道舉行了球賽直播，希望彌補與學生的關係。

話在後頭
假如你對校史興味不濃，也不如只看這一句囑咐：你可以決定跟著這個歷史而行動，也可以繞過，但將來，終究是有你製造的歷史。

提提你，撰史的人（無論學生報或官方）同時在兩種意義上製造歷史：文字上及選材上──即使這仍是不完全的記憶和想法。但剩下另一種意義給你，就是開拓未來的歷史，或者貌似放棄開拓。當然，後者是偽選項。校園和社會有太多的過去，兩者無法完整的分割開，而當中的資本壟斷、權力操作、家長式監控，以及由此催逼出的競爭，亦無日無之。趁你還未選擇後者時，不妨在這裡佇足想想，該如何掙脫它？

註1：「新富爾敦報告書」是由香港中文大學監督於1975年11月12日委任一校外委員會，以富爾敦勳爵為主席，依據過去發展的經驗及「教育方針與大學組織工作小組」所作出的最後一份報告書。
註2：10年4月獲悉校方未經諮詢就決定來年中大藝術系同學不再只派往新亞書院，加上校方有意於2012年進行文學院統一收生制度，藝術系師生於是發起「有人話：藝術不再新亞Someone said: Fi_e _rts.」回應展等活動表示反對。
註3：順帶一提，中大學生會會章訂明只以中文為法定語文。
註4：「高中及專上教育白皮書」中提出在新的高等程度會考報考資格中，只要求投考者在中文或英文科取得合格便可，這無疑使中學生對中文的重視程度更低。
註5：《語文作育，國之大事──現代德語的滄桑對漢語未來的啟示》，可見於中文大學校友關注大學發展小組網站＜http://www.cuhkalumniconcern.com/?p=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