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書札】半年面具／《資深記者化身底層階級180天》

文︰Czior

書名︰資深記者化身底層階級180天
作者︰Florence Aubenas
譯者︰顏湘如
出版︰野人文化

寫下這篇書札之時，對於書名裡的「化身」二字的理解，還是未知該如何確定下來……到底是久處高位的「資深」記者對底層生活好奇，進行奇觀式探索；還是一如文中所記載的平凡對話一樣，其實是想嘲諷自詡專業的坊間記者的無知，和對基層生活的可笑想像︰

我得意洋洋地大聲說︰「甚麼工作我都做。」
「在這裡，每個人都這樣。」坐在電腦後面的年輕男孩。
我問他目前有些甚麼工作。
「甚麼都沒有。」

或許我們從來應該面對的，並不是甚麼理解或不理解基層生活的問題（而當然跨越了不理解的隔膜從來沒有任何實際意涵），而是即使如何用力地拉近基層與所謂「我們」的距離，甚至投身到他們身處的生活環境當中，都無法擺脫那種有如參與體驗營後的感嘆︰夾雜對舒適生活反思、和對困苦悲涼的憐憫之情，呼出一口濁氣的同時，無疑也是有如最終審判一樣宣示著「我們」與「他們」的不同。而這種「化身體驗」，也正是反映著這麼一個事實︰我們終究不同，早晚我也會回到屬於我的舒適圈子裡。

麻痺到失去知覺

約十年前的一本《我在底層的生活︰當專欄作家化身為女服務生》與這本《資深記者化身底階級180天》所展現的差別，也許正是這麼一種道德麻痺的「進化」︰《我》以化身過程中所能喚起道德或情感上的共鳴，如今也像速食一般沒有多少養份，迅速被消化乾淨。能看到前者在字裡行間不絕的反思，但在後者中只能發現那迴避判斷和評價的「客觀」訪查，只見作者將不同身份背景的故事信手拈來投進包裝精緻的書本之中。而作者與讀者，以至社會的共同「進化」，其實是使故事當真只成了故事本身，而個體的弱小和無力也成了自我否定去作出改變的最大理據。

或許最弔詭的是這本接連獲得法國文學獎和社會批評作品獎的書，在深入調查之前對基層生活早有預想預設︰準備起頭基金、相對閒暇地去選擇較為適合的工作、甚至計劃好中止體驗的「退路」……而這場預想過的戲劇裡面還未補上的，或許只是那些由基層親口說出的「驚人對白」，或這樣在就業中心上映的戲碼︰

在服務台，有個汗流浹背的人正在大聲抗議︰「我知道我沒有預約，但我只是想請你刪掉我檔案上的電話號碼。我擔心要是有僱主打了電話卻沒人接，就會放棄不想再打。」
「為甚麼？」職員問道。今天是一個身材不高的金髮女子。
「不通了。」
「甚麼不通了？」
「我的電話。」
「為甚麼不通了？」
「因為錢的關係被斷線了。」
「可是你不能就這樣跑來的，你得先預約。」
「好，我們冷靜一點。我再重來一次︰小姐，請你幫我預約時間。」
年輕金髮女子顯得萬般無奈。「很抱歉，先生，現在已經不能直接預約了。這不是我們的問題，而是新措施，我們不得不照辦，請務必體諒。以後，只能電話預約。」
「可是我已經沒電話了。」

這樣經過準備的基層生活，我們本來就不應只聚焦在那些關於困境逆境的描述，而是重新思考這到底是不是因為我們有著迴然不同的起跑點的問題。為何每個起跑點都足以左右我們的未來？出身？聰慧？努力？僅僅是有沒有車子、電腦，甚至連電話都是出場賽跑不可或缺的前提。

為何要為運氣負責

然而，基層生活根本不是「你在多少個起跑點上擁有起跑的資格」這句話所能概括的，而這本身無疑也是一個荒謬至極的誤解，因為起跑點的資格多半是一個運氣的問題，即便天資聰慧的人都必需負擔著吃與睡的基本生存需要，甚至家境不好無法讀書的情況下，難道我們還能說這取決自運氣的起跑點，是我們理應負上的責任？為何出身不好要過上打兩份工作才夠錢生活的日子？為何能夠認同連續工作八小時而不會離開崗位去洗手間偷懶的才是「認真工作態度」？

生存的權利本身就不應是運氣的問題。

不是罪惡感，是愧疚

那位美國記者在《我在底層的生活》結尾沉重地寫道︰「罪惡感，你也許會小心翼翼地這麼想。我們應該有這樣的感受，對不對？但罪惡感根本不夠，我們真正該有的感受應該是羞愧，對我們如此依他人以過低薪資付出的勞力感到羞愧。當某個人為了一份養不活自己的薪資而工作時（例如她必須挨餓才能讓你能吃到更便宜而方便的食物），那麼她是為你做了極大的犧牲，她用自己的能力、健康和生命的一部份為代價，給你一份贈禮。社會稱讚這些人為「貧窮工作者」，實際上他們才是我們社會上的大慈善家。他們忽視自己的孩子，好讓其他人的孩子能有人照顧；他們生活在次等的住屋裡，好讓其他人的住家能閃亮而完美；他們忍受窮困，好讓通脹率低，股價可以高脹。成為貧窮工作者就是成為匿名捐贈者，一個沒有名字的恩人，無名地奉獻給自己以外的所有人。」

暫且不論我們為何需要賽跑，但我們最起碼應該做到的，並不是無償地接受恩惠，而是在他們要求得到他們應有的回報之前，已經站到他們的身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