紀錄片不只記錄——小川紳介與他人同根的生命

文︰Czior

今屆的香港獨立電影節以日本紀錄片大師小川紳介為主題人物，而觀畢七場紀錄片後讓我首先重新檢視的是過往對「紀錄片」的固有想像︰雖然小川的片子都有沉悶、無聊的一面，但反而更應該說這是有趣和激勵人心的部份。

那些悲壯激昂的場面可以一下子把觀眾吸進一個充滿戰鬥性的時空，或將觀眾投放到另一個「鋤禾日當午，汗滴禾下土」的時空裏，而這些閃動的黑白畫面像印證著小川的攝影組整體的轉變一樣︰從拍攝「他人」的抗爭故事，到想進入故事其中，最後把電影製作與被攝者如何互動產生關係、鏡頭與文化風土交融，以至融入土地的過程，記錄下來的一個攝影組與當地居民的「故事」。

「這裡面有紀錄片的真正樂趣，真正的深度和魅力：支上攝影機，一邊和對方交流一邊拍攝，不論是故事片還是紀錄片都是如此。你拍攝對方的時候，實際上是在拍你 和對方的關係。這裡面有無窮的樂趣。根據自己努力的程度，對方的態度也相應地發生變化。自己與對方的關係不停地在發生變化，因此你永遠不會厭倦。如果總是 拍那些偉大的了不起的人物，那麼紀錄片不會有生命力，你自己就厭煩了。不僅自己在變，對方也在變，真正的紀錄片捕捉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這種變幻無窮的關係。」
——《收割電影──追尋紀錄片中至高無上的幸福》，小川紳介著

由三里塚到牧野村的動與靜

三里塚系列的影片源於日本政府決議興建新的國際機場，遭到當地農民強烈反對，互不退讓，小川就在這樣幾乎每幾天就有直接衝突的情境下逗留了七年，前後拍了七套紀錄片，其中那震憾人心的《三里塚︰第二堡壘的人們》，記錄了那無法想像的小型戰爭場面──數百武裝警察逐步逼近，支援的青年學生與農民設下路障和投擲石頭抵抗，再到政府駛來推土車和水炮貌似無法抵擋之際，卻又以自製的汽油彈和血肉阻止了警察的前進。無法忘懷那混雜的反抗者拿著簡陋的武器歇斯底里的反抗讓武警隊伍慌忙後退的畫面，蘊含著那些農民對土地的深厚感情，堅定得不惜犧牲。

然而，小川在拍攝農民抵抗運動的過程中，也自覺不甚了解務農所謂何事，始終拍不到三里塚農民的心靈，因此就與整個攝影組就到了山形的牧野村去親身下田耕作，一住便是十三年，將十三年的農耕生活片段濃縮成僅僅四小時的《牧野村千年物語》，記敍著稻穗成長的點滴與牧野村的古老傳說。片段所承載與三里塚氣氛相違出奇的靜默︰將拍攝七小時的稻穗成長濃縮成四十秒無聲的片段；以腳踝高度的視角記錄不使用機器，親手把秧苗一株株裁插在水田中的過程……小川之所以有這樣由記錄激烈的抗爭場面轉向了農耕生活的安靜，或許正是意味著直接抗爭的力量並不是來自簡單的不滿情緒，而是源自對人對地無法割離的深厚感情。回望身處的香港的我們可能連旁人都尚未嘗試理解，更遑論是我們腳下的土地。

從窺視到進入

當我們往往只透過表面的資料和影像去認識旁物，像新聞報導一樣用短短的數十秒敍述完一個個抗爭或不平的遭遇，這種旁觀式的觀看無疑讓觀眾抽離身處的現實，落入一個驚奇的世界裏──新聞裏的中東戰事和影片裏三里塚的抗爭所能帶給我們的驚奇是相異卻是同類的──，我們根本不在乎新奇的事件本身的前因和後果，只知過程中好比毒品牽動短暫的憤慨，或悲慟。當我們得知或大或小的不平之事，都傾向將事情變成一件單純的媒體事件，寄望媒體力量的壓力能促使改變發生，一段段震憾或動人的影像片段貌似終歸成為了大家怨恨不滿的出口。但，事情不應該是這樣的。一如小川看待農民抗爭的反思一樣︰「我們在三里塚就是這麼搞窺視的。可以說是偷看，所以我們做的事總是很卑鄙的。在拍片的時候總覺得自己的脊樑骨發寒。整個世界的人都在拚命工作的時候，只有我自己在陰暗的角落裡犯罪的那種感覺。」

因此牽連的既是紀錄片如何重現生活這回事，小川打趣形容自己是「人造衛星地球闖入型」，重現人的生活需要的原本是融入被攝者的生活之中，使得電影能夠展現出當地真正運轉的時間，而非為了商業需求的電影時間。觀看者同樣不應只隨著鏡頭的進退窺探他人的現實，單純將紀錄片視為承載歷史的客觀存證。反而值得深思他形容拍電影是「你拍攝對方的時候，實際上是在拍你和對方的關係」，而同樣的，當我們踏入小川所記錄當地的「生活時間」之際，能感受到的正是電影中的生活與觀眾之間萌芽的關係。

生命不能速食

所謂的鏡頭下的「生活時間」，一如《牧》所展現的並不只是農民種稻的故事，而是由一個外人去重新勾起當地引人入勝的風土和傳統之美，讓農民透過重新敍述一些對他們可能只是平平無奇的小事，諸如種植養殖的習俗、祭祀的儀式、甚或口傳的故事，在互相溝通的過程中活化著當地的生活面貌，讓過去冰冷的鏡頭逐漸融入其中，成為了當地人們生活的一部份。像小川的攝影組用了一年多的時間在當時日本大三貧民區之一的壽町完成的《嗨！人間曲調》︰街頭籠罩著幾乎看得見的沉重氛圍，治安差得攝影組幾乎不曾在晚上出外拍攝，沒有工作，沒有退路，生命隨時可能在下一秒完結；但那一張張看似沉鬱的臉孔，都願意在鏡頭前敞開心房自述故事，長鏡頭下湧出那強烈得根本無需剪輯修飾的情感和活力。而紀錄的意涵正正象徵著攝影隊如何進入他人的時間當中，卸下他們敏感地抗拒外來者的防備，讓他們的孤獨有了可以稍稍依賴的地方。無法抹去那在電影中重覆又重覆的畫面語言──這裡有些人，他們只想有人偶爾能抽空聽聽，聽他們說說自己。

即便在牧野村的電影中也有這麼的一段︰用顯微鏡頭拍攝著花粉中叫做精核的東西送到雌蕊之中，在只有三毫米的地方見證著精核的流動，生命的發生。攝影組這樣對稻子生長的「人生記錄」，無疑也是對應主流把他人的生活碎片化的一種反諷，對抗著只抽取戲劇性的部份再形象化地重組出來，有如速食般送進觀眾的眼內的影像和文字。

作為觀眾的我們在入場之前無法理解，為何他要投身農耕十數年才認為自己開始懂了一點農民的心靈，他這樣說道「我們的田是100米×24米的長方形。走起來一分鐘都用不了。我們走這塊田用了兩年的時間。比如說100米田先用一分鐘走一遍，然後再用五分鐘走一遍。接 下來再用十分鐘走一遍試試。結果怎樣呢?這麼一來，走一分鐘時看不見的東西，走五分鐘的時候就看見了，走十分鐘的時候就看得更清楚了。因此我們下了決心： 好吧，那我們就用兩年的時間來走這100米的稻田吧！我們就是懷著這樣的心情轉動攝影機，拍下這個紀錄片的。」

我們要認真看待的是，是一直以來那麼多人所贊同的一種，講求效率與利益，對所忽略、輕視、以至放棄的生命的愧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