獅子山下被壓毀的力量：直視香港罷工失敗的結構問題

文：杜宗健

香港反送中運動歷時四個多月，往往只能以每個星期的週末街頭抗爭為運動注入能量。本地的抗爭運動一直是以街頭抗爭為主，但作為一種本地抗爭運動而言，現時的成效確實一般。面對雙方在武力方面極度不對等的情況下，抗爭者可使用的武力有限，對政府的衝擊也似乎不痛不癢，因此我們很難在街頭上以武力逼使政府作出全面的讓步。運動發展到現在，本地戰線也似乎陷入困局。

在運動發展的過程中，除了不斷街頭抗爭外，亦曾經有人號召罷工以停頓城市的運作，逼使政府讓步。但運動所帶動的罷工往往只得一日，對香港的經濟運作影響不大。現在看來，如八月五號的短暫罷工只是延續週末的抗爭，令一至五的平日有多一日的抗爭行動。本地的抗爭運動並未因為有一日半日的罷工而注入新的能量，它的真正效用也未有完全發揮出來。從這幾次的罷工行動可見到組織和參與者的困 難之處，從歷史當中也可以窺探香港罷工失敗的端倪。

積弱的工會力量

香港的工人、工人運動和工會在殖民時期已受到當時的殖民宗主國——英國有意無意壓制。在五、六十年代的香港，港英政府在經濟政策上沿用英國的自由放任原則。這在資方和工人的權力和地位本來就處於一種不平等的狀態下，已是一種對工人的間接打壓，工人在缺乏政府的保護下，資方的力量變得更加強大，因而可以任意妄為。另一方面，在冷戰結構下，為防止共產黨借工會的力量在香港擴大其影響 力，港英政府實施不同政策以壓止中共在港的影響，例如制定一些反罷工及規限工會的法例，禁止公共事業僱員的隨意罷工及其他行業支援其罷工，又規範工會的註冊。當時在港成立的工會均帶有政治色彩，以國共兩黨所分別代表的左右立場劃分。工會變成政治角力的場所，兩派人士沒有在爭取勞工權益上相互合作，工會的力量因而被散。左派工會更在中共立國後，為求社會穩定而不再爭取集體談判 權，只是著重會員的工作福利。背後的原因固然是利益的考量，當時中國外匯的收入約三分之一至一半是來自香港，中國自然會希望香港可以保持穩定以創造收益。工會結束以鬥爭方式爭取工人權利，換來的是資方單方面取消集體談判權及對工會的不承認。在港英政府的壓制以及國共的鬥爭下，七十年代前的工會力量積弱。

在六七暴動後，港英政府為了達至穩定的管治，一改以往消極的手法，積極改善工人福利。這個時期的政府充當保護者的角色，工人權益透過法律條例保障，例如《僱傭條例》規範工人的福利條件，包括合約期限、工資及假期等，有關工會的法例在這一時期也有改善，保障工人參與工會的權利，但條文保障範圍仍十分細小。這時期的法例改善集中於個人的權益而非強化工會的角色，當時工人亦依賴這些法 例。工人的權益確實得到保障，但法律保障所帶來的是工人從工人運動中退場。工人的權益已經營受到制度的保障，而不用再依靠工會去爭取，工會自然難以集結工人的力量。加上當時的香港正處於經濟起飛的年代，可謂機會處處，工人的工作轉換更是家常便飯。當工人在原先工作單位受到剝削，工人的反應不是要尋求工會或制度的幫助， 反而是透過轉工為自身謀求更好的待遇。工會亦因此成為一個可有可無的存在。

在香港回歸後，工會力量本已弱勢，而當中大部分的力量更被吸納至建制陣營。工聯會成為全香港最大型的工會聯會，其下共有約二百個工會涵蓋全港多個行業如交通運輸、服務及旅遊業等，人數和規模為全港之冠。工會力量被大規模吸納至建制陣營，建制力量為求保香港穩定發展，不論是政治性抑或是經濟性的罷工也難以實行。可以看見的是，在運動參與者號召罷工之際，工聯會卻呼籲工人謹守工作崗 位。罷工行動所需要的是高度組織，這些不是一時三刻可以出現。高度的組織能力其中一部分是依靠工會平常與工人的連繫而生。在罷工理應擔任號召和組織角色的工會在港英時代起已經處於積弱的狀態，回歸後，那些勢弱的工會力量更被大規模吸入建制的板塊，成為政權的工具。試問那些剩餘的工會力量又怎能發動一場大規模及高密度的罷工呢？在目前組織度不足的情況下，罷工的情況其實也並不樂 觀。香港人一直受困於殖民時期所形塑的「經濟人」身份當中，表現出一種無意識及虛弱的狀態。

身陷「經濟人」的桎梏

香港可以由一個漁港搖身一變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全賴當年英國殖民主義的擴張。然而，英國著重的不是佔領香港領土，以擴充國家面積，而是希望為大英帝國在中國以至亞洲地區謀取政治及經濟上的利益。香港在殖民時期便被塑造成為一個不理政治的經濟城市。在冷戰結構下，香港由早年轉口貿易港轉形成發展輕工業的城市。因此這些香港人因為物質的匱乏而把重心放於「搵錢」之上。隨著七十年代的 經濟起飛，香港人的確可以從經濟結構中獲益。借用社會學者呂大樂所指，七十年代的香港正處於香港社會的「社會時間」及一般市民 「家庭時間」交滙的一刻，社會的經濟起飛帶動個人及其家庭的經濟改善。經濟結構的轉型從而創造出更多中上層的位置，而當時的新生代可以把握機會向上流動。製衣業從當年至到今天仍會被視為低技術及低學歷的工作，但這一項工作卻為當時的底下階層提供向上流動的 機會，從當年成衣工人的口述史當中，我們可以看見當時勤奮的工人可以月入過萬，更可以添置房屋改善生計。

六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經濟起飛更令香港成為亞洲四小龍之一，香港的經濟結構亦由輕工業轉成服務業。「社會時間」及「家庭時間」的交滙締造出香港的獅子山精神，香港被打造成一個肯拼搏就可以成功，安居樂業的城市，經濟起飛的香港被人視為國際金融中心。根據學者羅永生所指，港英政府有意在香港建造一種非政治化的「本土意識」，以面對六七暴動後的社會危機。在七十年代的英國已確認會歸 還香港給中國，於是港英政府開展其「非殖民化」的政策，推動房屋計劃、建造「衛星城市」及開始反貪等工作，又舉行「香港節」等集體娛樂節日，打造出有別於中國的香港城市，建立「香港市民」的 「歸屬感」。在這些政策上，香港人沒有決策權，香港人的政治社會參與卻經常被排拒於外，英國殖民政府在八、九十年代才開放非完全民主化的議會制度，港人的政治參與程度有限，因此與政治產生疏離 感。這就是港英政府刻意打造出來的一種非政治化的香港人，而「經濟人」正好填補了那去政治化的身份。在電視的興起下，娛樂節目不斷強調香港的經濟成就，非政治化的香港人被灌輸一種以安定繁榮作為最高價值的意識形態。及後在八十年代以本土文化的興起，產生一 種「小市民意識」，讚揚靈活、機智、不墨守成規等小市民性格，形成一種以「經濟人」身分和功利主義的自豪和自信。

香港經濟城市的形象根深蒂固，回歸後的香港沒有解除這種殖民時期留下的「經濟人」身份認同。學者許寶強指出香港正處於「反政治化」及「追求經濟化」的時代。香港在回歸後的施政只著重經濟，即使是看似無關的保育計劃也加入功利的計算，加入了能否為旅遊業帶來盈利的考量，不難看見社會賢達日日強調要「經濟」，不要「政治」的論調，香港就是一個經濟城市，更將政治妖魔化為「影響社會的穩定」。政治學家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將人類活動分為三類：勞動（labor）、工作（work）和行動（action）。勞動和工作分別指涉獵食和採集活動以維持生活所需，及工藝和技術活動以打造可居的世界；行動則是與其他人的互動，包括討論、說服及執行等。許寶強將鄂蘭口中的勞動視為「經濟化」，工作視為接近管理主義的活動形式，行動則視為公共政治活動的參與。當前的香港人就是被縮窄成只有勞動的「經濟化」人類，換來的是在公共政治領域的退場。當「行 動」難以展開，人們只能重投勞動及工作的世界，成為孤獨的個體。

當前的罷工參與者的無意識及虛弱狀態正是受困於香港殖民及後殖民時期對香港人的壓抑，香港人變成一個只有「經濟」及「去政治化」的殘缺個體。大部分香港人缺乏意識去接觸政治，若視當前的罷工為政治性的行動，這便一違香港長久以來的意識形態。而香港人因這種意識形態而缺少公共領域的參與就是參與者在這幾次罷工處於虛弱狀態的成因。不論是參與工會或一些政治組織，這些都是進入「行動」，擴大公共領域及連繫人際網路的重要機會。一旦需要發動高度組織且長期的抗爭行動則需要依賴這些網絡去進行，尤其是罷工這種會影響參加者個人乃至整個家庭的時候，更加需要對每個人親自的接觸及勸說。當年魁北克的罷課行動可以實行，均有賴運動發起人對全校的學生接觸，了解他們的難處及對每個學生的勸說，由接觸到實際開始罷課歷時兩年。其實罷工亦然，沒有充足的時間準備又如何能成功呢？但是回看香港過往到現在的發展，因為殖民力量的影響下，一直不利香港人的公共領域參與，退出「行動」，每個人只是單獨的個體而未能團結一致形成一股強大的力量，加上倉卒的準備，罷工失敗是可以理解的。

直視殖民的惡 港人應當解放

繼雨傘運動後，反送中運動的出現再次打破了香港過往去政治化的經濟城市形象，運動參與者的出現再次為公共政治領域書寫新的一章。罷工的失敗並不單單是個人道德問題，而是受過往香港社會結構的深 層次問題影響，包括工會的無力及個人意識形態上的枷鎖。運動中大 家所高呼的「光復香港 時代革命」並不只是一個口號，它當中必然含有解殖的意味。這場時代革命由這一刻開始應更進一步，解放從殖民 到後殖民時代一直纏繞港人的經濟動物身份，重新投入我們的公共領域，和其他香港人連結在一起，攜手解決社會中的種種枷鎖，形成一股進步力量，為自由而戰。讓我們一起來進行這一場意識先行的時代革命。

參考資料:
潘文瀚、黃靜文、陳曙峰、陳敬慈、蒙兆達（2012 年），《團結不折彎──香港獨立工運尋索 40 年》，進一步多媒體。
呂大樂（2007 年），《唔該，埋單！》，牛津大學出版社。
羅永生（2015 年 3 月 4 日），《香港本土意識的前世今生》，獨立媒體。
許寶強（2018 年），《回歸人心：極權臨近的香港文化經濟學》，牛津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