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下的自問

（原載於《中大學生報》2007年9月號）
文：尤里安

如果讀大學往往招來鉅額債務，難以清償，那麼我們不得不捫心自問：倘若不是存心自討苦吃，我為甚麼要讀大學？

大小神話
對於這個「為甚麼」，歷來有兩個神話提供答案，一個是小我的神話，一個是大我的神話。

小我的神話告訴你，讀書升學是一種個人投資，以今天的小財博取明天的大財，花十多萬買一個學位回來，畢業後立即高薪厚祿將學費連本帶利賺回來。

真是一種投資嗎？我們選科的時候，心理對某大學某學位某課程的回報率，真的有個譜嗎？縱是那些似乎有「公價」可言的所謂專業學科，亦充滿不確定性：在一筆過撥款下，準社工隨時同工不同酬；在縮班殺校之下，準教師隨時要準備轉行。以動機論之，入學前未曾把回報放在心上，云何「投資」？以結果論之，英國近年一項調查指大學畢業生平均要到33歲，薪酬才追及中學畢業即投身社會的同輩，這種回報遙不可期的舉動或可呼曰「投資失敗」。

大我的神話告訴你，讀書是為了貢獻社會，皆因社會不斷進步，越進步就越需要先進技術，於是個人必須接受更多學校教育，否則香港就會失去競爭力，經濟掉進谷底云云。

這也是假的，學枚教育既不代表技術提升，也不代表經濟增長。美國社會學家Randall Collins搜羅醫學、法律、商業等各行各業的資料，發現技術大多從工作之中而非學校教育得來，與此同時，若把世界各國接照國民平均收入分成四組，即可發現每一組裡面的教育就學指數與國民生產總值並非必然相關。

既不是為了自己，也不是為了別人，虧老本唸大學，究竟是為了甚麼？

大專債網　請君入甕
可惜，香港尚未脫離神話時代的蒙昧，這個「為甚麼」，恐怕不太多人懂得追問。證據可見諸我們政府的施政──2000年，前特首董建華在施政報告裡倡議在十年內將專上學額加倍，「讓香港高等教育的普及率達到百分之六十」，配合「知識型經濟」，而這個目標在2005年已經超額完成；到了2005年的施政報告，六至廿四歲青少年的升學松會又被視為解決「跨代貧窮」的關鍵。

專上學額爆炸性膨漲，是否代表攀上中產地位的青年亦成正比例增長？事實勝於雄辯，八十年代初的專上學額僅佔適齡人口不足百分之工，但從1981年到2006年，反映貧富懸殊的堅尼系數卻從0.45升至0.53。得到專上教育的人多了，貧富差距卻越拉越大，大學生晉身中產的機會日漸渺茫。

誠然，高地價、冷戰結束與中國開放市場動搖了香港作為國際貿易中間人的優勢，是基層市民難圓中產夢的重要原因，可是，專上學生貸款的重擔說不定亦扮演了推波助瀾的角色。左手擴大專上學額，右手收緊升學貸款，等於是以高等教育的幌子將更多青年人推入債網。九八年金融風暴的餘波，零三年的SARS，將不少中下層家庭打進負債累累的谷底，現行的專上學生貸款政策卻對他們的子女落井下石，《廿一世紀放數網絡》一文的兩位被訪者堪作見證人。家裡欠款過百萬卻不獲一文資助，年青人惟有背負上一代的業力向下沉淪，政府就算是處理了跨代貧窮問題麼？

這不是無心之失。學生貸款本應用以幫助貧苦學生應急，可是政府有計劃地逐步推卸自身的「資助者」角色：先是在九十年代初大幅抬高大學學費，再在九十年代中設立利率隨市場浮動的免入息審查貸款（non-mean），進而提高經入息審查助學金或貸款（grant loan）的申請難度並延長審核時間，驅使學生借高息的non-mean。如此一來，政府推廣高等教育普及化的財政責任，便輕鬆轉移到平民百姓身上。

故事到這裡尚未完結。2005年底，政府打算將出售及外判non-mean，交由金融機構負責，涉及金額達三十四億元。倘若此計得售，政府甚至連提供貸款的責任也推卸到市場，公共服務亦變質為私人生意。此舉被各界懷疑是進一步用市場機制調高學生貸款利率的前奏，私營金融機構會否以暴力手段追數亦成為一時話題，政府在強大輿論壓力下惟有暫時擱置外判。

貸款可以是商機，可以成為一盤生意。私營金融機構沒有資助高等教育的義務，政府製造了龐大的學生借貸需求，各大銀行又豈會錯過這一大塊肥肉。甫開學即有銀行長驅直入走進校園推銷信用卡，如斯光景正是上述脈絡的產物。與大學關係密切的銀行甚至會在宣傳上獲得特別優待，中大在1999年就在學生證上印有恆生銀行的標誌，後因同學強烈反彈才中止。

長欠以來，大學生欠卡數多被歸咎於年青人浪費成癖，沉溺消費文化。不過這種經營夾雜道德指控的解釋，卻忽略了香港專上教育的發展與學生貸款制度的變遷，不一定對應現實。《廿》文裡兩合位被訪者都欠下卡數，但他們信用卡透支的原因都不是為了滿足個人消費，而是為了還債──別人的債。無論原因為何，用信用卡透支現金，實際年息率達三成，甚至超過四成，處理不善可能後患無窮。

墮落之後的光明
基層家庭的經濟狀況尚未復甦（像扎鐵工人，十年來有減薪無加薪，加的只有屋租），債網卻迎面而來，大學生──特別是基層出身的大學生──無可避免從天之驕子墮落成黎民。只是，為甚麼大學生一定非得是天之驕子不可？憑甚麼？

Ivan Illich在Deschooling Society一書直指學校教育不是技術技能的基礎，以學歷評定每個人的工作收入是不合理的，而且限制學歷低者進入某些實際上作獲取技能，這種篩選是一種歧視，應予廢止。香港既有的四、五十歲中產人士經歷教育普及與經濟起飛同步並行的時代，深信「讀書 = 上位」這條公式。Illich的觀點與他們的信念可謂背道而馳。可是，當上述公式不再成立，這也許是一個好機會，讓我們重新反思在金錢之外，讀大學究竟是為了甚麼；用學歷決定所得分配的社會，又是否合理。

說穿了，要問的問題是你想做一個怎樣的人，你想要一個怎樣的社會──大學，只是人生眾多階段之一，只是社會諸多運作的一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