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年，港人把「愛國愛民」穿在身上

文：黃柏熹


／莊耀洸，八九年任中大學生會外務副會長，六四屠城過後，他說自己漂泊了兩年多。／

六四屠城一晚，港人直擊天安門關燈，槍火無情的飛行、穿透，坦克在冰冷且滲血的路上行進，他們卻毫無辦法，失語、流淚，一夜間劃開了一道傷痕。八九年，莊耀洸任中大學生會的外務副會長。關於傷痛，他在訪問還未開始前便說自己其實「無咩好講」、「無咩特別嘅諗法」。

可是，訪問過後，我們發現莊耀洸的八九年有逼於平靜，也有過後的不安定感。或者這樣說，那年港人都經歷了一場不易言說的「大起大跌」。

那一次，最有遊行的感覺

八十年代，學運氣氛並不熾熱，同學參與度低是常態，學生會缺莊的情況亦不罕見。那一年，莊耀洸一莊十個人，實際只得六個幹事工作，也從沒料過中國八九民運的爆發。四月底，北京傳來「四．二六社論」，莊等人積極回應：「無社交媒體的年代，我們最厲害的就是把海報貼滿整個范記（范克廉樓）。」五月四日，為聲援北京學生，一行人在早上八時半從烽火台前往遮打花園，成為了當年最長的一段遊行。

可是，去到五月中北京學生絕食、政府下達戒嚴令，原本鮮有參與的同學一窩蜂來到學生會幫忙。突然增加的人手使學生會面對不懂分工、不懂組織的困窘，但想要上街的力量顯然已經蓄勢待發。

李鵬講話後，莊耀洸等人四出呼籲同學遊行到新華社，在凌晨三點的烽火台集合。八九年的遊行蓄勢待發，人們之間充滿激情。莊耀洸憶述，那一晚已經橫風橫雨，在台上說話根本無人聽見。其實，帶動民眾的或不是說話，而是每個人體內萌芽的情感。

五月二十日，香港八號風球，眾人仍然呼籲民眾上街示威。「並不意外」地，遊行有四萬人參與，冒風雨行進。「按我數以百計的遊行經驗，那一次最有遊行的感覺。」莊耀洸說，「完全是不一樣的氣氛，一般同學都會比你氣慨激昂。」那種熱情，既憤怒又團結。

躍起之後，勢須下落

回憶當時的情感轉變，莊耀洸形容為「大起大跌」，如過山車一樣。像「四．二六社論」發表後，莊想過會清場，卻沒有發生；五四前有傳要鎮壓，最終亦沒有發生；接著官方肯定了學生的愛國之心，學生相繼復課，運動進入低潮，莊又以為極限已到，此時，學生竟又發起絕食。

運動雖然活過來了，但莊又開始擔心那種真的往死的絕食、絕水，亦有在新華社門外絕食的中大同學：「那段星期我不是太有胃口，整個人在很沉鬱的氣氛裡。但當學生停止絕食，我的胃口又回來了，開心起來。」不到幾個鐘，李鵬就出來說話，「然後，我又覺得很憤怒。」

但莊耀洸並沒有把這些情緒宣洩出來，反而常常提醒自己要冷靜、平穩情緒，把狀態調教成一個工作模式：「如果很情緒化，你會做不到工作。難道你找一個小時去哭喊？或找個人吵架？」這是組織者的自覺，在忙得早餐都吃不完的環境下，把自己安放在鐵造的壓力煲裡。

鏡頭回到六四一夜，槍火、坦克交織，橫空劃破了一道傷痕。莊耀洸說，當時雖然仍處於工作模式裡，卻多添了一份積累的疲勞。那一晚，寫過無數聲明的他們突然想不出要寫些什麼；緊接著馬場的黑色大靜坐，他們亦想不出要做些什麼，只以市民的身分參與。

那天，莊耀洸跟另一位莊員前往靜坐，他形容是一個陽光普照的日子，那位莊員突然哭起來。莊問，為什麼哭，那位莊員說，因為突然想起天安門民主女神像倒下的畫面，就哭起上來了──這彷彿是當年港人情緒狀態的一個映射。

而今問題在，你如何去平伏那心跳？

熱潮退卻，人們重新面對正常日子，所有感受回到面前，壓力煲一下子爆發開來。

正在這個時候，學生會一位一直沒有出現的莊員回來辭職，餘下六位中的三位幹事意興闌珊，因而辭職；另外，學生會會長亦引咎辭職。內閣只剩莊耀洸與另一位幹事，學生會終究在九月倒下來。

六四後，莊耀洸時而在崇基學生會睡覺，時而在中大學生報睡覺，甚至所有的學生宿舍，他都一一睡過了。「如果當時你問我今晚在哪裡睡，我答不到。」莊形容那是一種漂泊的感覺，深深的連繫上六四屠城後，因為茫然、無力而產生的不安定感，「六四時我二年級，所以也大概漂泊了兩年幾。」

由訪問開頭的「無嘢好講」，到令人動容的親歷其境，在莊耀洸以至港人的身上，六四遺下的不只屠城，也有他們自己的情感。只是這一段後來鮮有再被提及。

更重要的是，六四記憶其實不只悲傷，也有強大的政治力量。回想八九年的香港，莊耀洸說，當時港人常穿寫上「愛國愛民」四隻紅色大字的T恤，「極其老套、無藝術可言」。但為什麼他們仍然會穿？莊覺得這正是一個大時代的反映，人們不再隱藏自己的政治信念，立場非常鮮明。

八九至今，莊耀洸參與多次六四晚會，仍然為人數之多而感動：「這些都很珍貴，很重要。我會覺得，香港人真的很厲害。」我們不應忘記，八九年之於香港而言是一個特殊的歷史起點。世上根本沒有可以與過去分割的新生命，正正是一聲春雷敲響了港人對民主自由的嚮往，才會有往後的政治土壤，孕育著我們的出生。六四之於現在不一定要以中國人身分去看，而是明白六四與我們的距離很近，影響亦很大。

訪問過後，莊耀洸跟我們揮手道別，走上回家的路。他身穿本土行動的皇后碼頭T恤，背包旁有一把黃色的傘。這一條路，他已經走了二十八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