凜冬烈火以外：那些《Winter on fire》沒有說的事

文：瘋橘

正如《西巴布亞：反殖進行曲》提到，當下的抗爭令香港人更加關注其他國家的社會運動，不僅為了爭取國際支持，也為了吸收經驗。然而，基於資訊傳播等原因，我們往往只能透過有限的渠道接收國際時事。有限的資訊，會否因此限制我們對於其他社會運動的理解？近月，不少香港人因為《Winter on Fire: Ukraine’s Fight for Freedom》（下稱《Winter on fire》）這套 Netflix 紀錄片而重新認識烏克 蘭這個東歐國家。但其實《Winter on fire》在國外引起了不少爭議，比起一部嚴肅的紀錄片，可能更像劇本分明的電影，令觀眾誤解廣場革命。到底除了片中所述，有哪些關於 2014 年廣場革命的事，是紀錄片沒有提及，甚至刻意忽略的？本文希望指出《Winter on fire》中可能令觀眾有的三個謬誤，目的不只是破除紀錄片製造的假象，更為了從革命後的烏克蘭身上，反思當下的時代革命。

謬誤一：革命只有自由vs專制的二元對立？

《Winter on fire》片首講述在 2014 年時任烏克蘭總統阿努科維奇拒絕與歐盟簽訂自由貿易協定，違背許下的承諾，人民於是走上街頭⋯⋯紀錄片中，烏克蘭人的訴求集中在追求自由、加入歐盟、反抗警暴之上。但作為一部紀錄片，它沒有介紹後蘇聯時期的烏克蘭歷史， 亦沒有解釋烏克蘭與歐盟、俄國的關係，反而簡單地將烏克蘭民眾表述成大多數支持廣場運動、加入歐盟的群體。當然，我們不會否定廣場革命本身的意義，例如反對警暴等，絕大部分的廣場運動抗爭者值得同情，但如果忽略其他烏克蘭人對廣場運動的看法，例如民調的數字（見下圖），就似乎簡化了這場社運的脈絡。

但除了以上之外，現實中的廣場運動還有部分不為人知的面向，例如右翼新納粹主義者的積極介入。

2014 年 2 月 20 日示威者被荷槍實彈的警察攻擊的畫面不但是紀錄片的高潮，更是整場運動的轉捩點。然而，當日開槍的是否只有警察？加拿大渥太華大學政治學教授 Ivan Katchanovski 透過新聞照片、影片、實地考察、目擊者訪問等證據，重組當天事件的時間線、政府狙擊手的位置等，指出當日 50 名示威者的死亡，其實 是一場極右武裝組織策劃的襲擊，背後的目的是趁機推翻政府、奪取權力[1]。新納粹主義組織在阿努科維奇下台後甚至得到新政府支持， 建立私人武裝部隊並監察2019年總統大選，襲擊LGBT運動人士，將二戰時期參與屠殺猶太人和波蘭人的準軍事組織定為法定英雄[2]。

如果革命是為了爭取自由，而自由代表不同種 族、身份、背景的人都受到尊重和保護，那麼我們就不應該認同極右翼作為。而導演故意忽略極右在廣場運動的角色，甚至沒有提及極右翼策劃襲擊，結果進一步強化了簡單粗暴二元框架的廣場革命。

謬誤二：革命能夠獨立於大國間的角力？

紀錄片中廣場革命的參與者皆是自發的烏克蘭人，包括藝術家、退伍軍人、神職人員等，曾經出現的非烏克蘭人，除了在背後支持亞努科維奇的普京，就只有短暫斡旋的外交人員了。然而，地理位置敏感的烏克蘭，是否能夠脫離於大國的政治角力？究竟美俄兩國與廣場革命有何關係？

地理上，烏克蘭位處歐洲東部，西邊是歐盟眾國，東邊與俄羅斯接壤，處於歐俄之間的烏克蘭，因此成為地緣政治的衝突點。烏克蘭內部亦有著烏克蘭人、俄羅斯人、羅馬尼亞人等不同族群（見下頁圖），其中東部工業地區以俄語人口為主，在政治和經濟上一向親俄。雖然烏克蘭在 1991 年脫離蘇聯獨立，但卻始終不能擺脫俄羅斯的影響和控制，包括操縱選舉、控制媒體等。為了制衡俄羅斯的勢力，美國的影響力在烏克蘭也不曾缺席。兩國介入、干預烏克蘭政治的最明顯例子，正是2014 年的廣場革命。

《Winter on fire》在俄方干預上著墨不少，但為了加強刻板的二元對立，竟在美國的介入上隻字不提，抽空運動背後的大國角力元素。2014 年 2 月，即革命開始三個月後，美國助理國務卿 Nuland 和美國駐烏大使 Pyatt 之間的一段通話紀錄曝光[3]，當中二人討論要讓哪一位烏克蘭政治領袖在新政府中掌管要職，包括 Vitali Klitschko（紀錄片中經常站台，後被激進派批評的烏克蘭反對黨領袖）等。美國顯然不希望烏克蘭落入俄羅斯手中，但同時，美國會否任由烏克蘭人選擇自己的領袖？以上事件反映廣場革命不只有人民的自發參與，更有大國的利益考慮和政治干預在其中，而種種因素在紀錄片中卻被忽略，最後留下給觀眾，只對革命有單向且平面的理解。

謬誤三：革命帶來了整體社會的革新？

在《Winter on fire》片尾，激進派定下死線，阿努科維奇若不馬上辭職，就會發起武力進攻。當日深夜，阿努科維奇秘密離開基輔，逃到俄羅斯。烏克蘭人迎來民主與自由。但尾聲指出，革命勝利之後，俄羅斯隨即出兵吞併克里米亞，烏克蘭境內武裝衝突不斷，似乎暗示革命後的烏克蘭並非一片光明。

1991 年烏克蘭獨立後，國內的國營企業改革催生了財閥的出現。雖然阿努科維奇下台後，繼任的總統波羅申科推行了成立國家反貪局、強制公職人員申報資產等改革，卻始終無法撼動財閥對政治權力的壟斷。更諷刺的是，波羅申科本人也擁有Roshen（歐洲最大的糖果製造商之一）等企業，更依賴其他財閥支持。2019 年總統大選，喜劇演員出身的政治素人澤倫斯基民望遠超其他候選人，最終成功當選。看似有望打破財閥的壟斷，但澤倫斯基同時被指由波羅申科政敵、銀行大亨克羅莫伊斯基暗中支持[4]，可見烏克蘭的政治權力依舊握在財閥手中。

烏克蘭的政治，有望走出財閥的陰影嗎？抑或在走進歐洲市場的同時，烏克蘭的經濟將愈趨壟斷？廣場革命後，不少年輕人希望投入建制以帶來改變，但數年過去，他們的力量卻依然薄弱，無法成為議會和政府內的主流。他們甚至受到建制力量的打壓，反貪污社運人士多次遭受襲擊，部分因而失去性命。面對現狀，不少烏克蘭人都感到絕望。革命的成功令不少人看到走向光明的道路，但隨革命爆發的內戰、 無法動搖的舊結構、俄羅斯的滲透與入侵都正在將烏克蘭拖進黑暗的深淵。

結語：我們可以從烏克蘭學到什麼?

《Winter on fire》的導演 Afineevsky 曾被問道，紀錄片有否隱瞞新納粹組織曾虐待異見者，他的回應非常曖昧：「我是一個導演，不是一個記者[5]。」而片中的確刻意地篩選素材，甚至扭曲事實，最終拍成的是極簡化脈絡的電影，而非紀實的紀錄片。如果我們對於烏克蘭的認識僅限於此片，這樣的理解不但片面，更無助我們從中汲取經驗。

不少人在看過紀錄片後，紛紛用烏克蘭和香港作對比：有人以烏克蘭示威者為例，肯定勇武抗爭的重要性；有人則針對革命後烏克蘭面對的種種問題，反駁民主與自由不是個好東西。 但香港終歸不是烏克蘭，兩地的政治、社會、 族群結構都不相同，單純將烏克蘭的經驗橫移到香港身上並不適當，正如我們根本毋須借助烏克蘭來肯定香港的勇武抗爭，勇武抗爭之所以合理，也不在於有烏克蘭作為先例，而在其本身的正當性。當然，放眼國際對當下的運動絕對有幫助。不過，只有在了解不同國家獨特的社會背景後，我們才能明白，哪些經驗值得學習， 哪些應該作為教訓。

《Winter on fire》中烏克蘭人的精神以至最後的勝利固然可以振奮人心，但革命後烏克蘭的實況，卻提醒我們革命並非一勞永逸。社會運動的策略更多只是手段，而運動希望帶來的改變才是目的本身。如果社會運動希望帶來一個正義的社會，那麼在討論策略和手段以外，我們更要有一 個理想社會的想象：我們的政治制度該如何設計？社會財富該如何分配？我們想革的到底是什麼「命」？此刻思考這些問題，其實一點都不顯得遙遠。我們必須有所準備，直到光明到來的一 日。

延伸閱讀:

如果想了解廣場革命其他面向，可以觀看法國紀錄片《Ukraine The Masks of the Revolution》，當中談及了極右武裝組織在革命期間和革命後的角色。烏克蘭新政府禁止在國內播放此片。

參考資料：

[0] YURI, ZORIA. (2019). What Ukrainians think about Euromaidan five years on: survey. Euromaidan Press
[1] Katchanovski, I. (2015). The ‘Snipers’ Massacre’ on the Maidan in Ukraine. SSRN Electronic Journal.
[2] Golinkin, L. (2019, February 2). Neo-Nazis and the Far Right Are On the March in Ukraine. The Nation.
[3] Ukraine crisis: Transcript of leaked Nuland-Pyatt call. (2015, February 7). BBC News.
[4] 何桂藍(2019月4月17日)。革命「勝利」5年後的烏 克蘭 (下):拼上性命，新世代仍不敵貪腐體制?。報導 者。檢自https://www.twreporter.org/a/2019-ukraine-elec- tion-government-corruption
[5] Golinkin, L. (2016, February 18). The Heartbreaking Irony of ‘Winter on Fire’. The Na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