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在沉默中爆發　就在沉默中滅亡——論罷課的必要

文：青山明月

“But as things are, the war of the sword and the war of the pens is perpetual” – Thomas Hobbes, De Cive

多年以後，我們會想起2014年9月這個時刻。

儘管我們未必願意承認，但佔領中環──當下爭取代議民主的運動──正在失去其僅有的動量。自佔中宣佈有80萬人投票支持以後，中共以及香港的統治階層就開始組織其龐大的反動員。現在，已有150萬人參與「反佔中」的簽名，25多萬的人參與「反佔中」遊行。無論是這個龐大的數字，還是那些遍佈全港的街站，以及各大傳媒持續不斷的報導，均將反佔中的運動推到群眾眼前。

這些數字大概有水分，  也確實有很多報導指不少「反佔中」的支持者是「收錢做事」。但就算數字打上一個折頭，我們依然無法否認，仍有大量群眾反對佔中這個運動。這些反宣傳是如此鋪天蓋地，而佔中在這段時間偏偏不打算作甚麼迎撃。試想像一些對佔中同情的普通市民，即使他們認同這相當陌生的運動，這一兩個月以來，也很難不感到頹敗。

如果事情順著發生下去，我們到底可以看到甚麼結局？統治階層不可能在這樣的情況下放棄甚麼，佔中三子要麼勉強發起佔領，但在這樣的形勢下士氣下，參與人數實在成疑，能堅持的就更堪憂慮；要麼則是接受一個自以為體面的結束，認定「某程度的篩選」也是符合國際標準，或認為這是階段性的成果之類。

事實上，  這根本就是一場慘敗。 「佔領中環」歷了一年有餘，弄得風風火火，假若到最後還是連甚麼重大讓步也拿不到，那我們唯一能肯定的結果，就是一大群更加冷漠、更加挫敗的香港市民。而統治階級對香港的管治，將會更加牢固。

這就是成王敗寇。

容我再提一次，現在就是這麼一個時刻。

當下運動的問題

我們首先要理解，為甚麼事情會到了這樣的地步，才有望扭轉局面。一直以來，佔中與泛民都是在溫和與溫和之間遊走。一方面，他們希冀統治階層會在壓力下放出普選；另一方面，卻又極其不願真正觸動中共的神經，只願稍稍施壓。比如，你從不會見到佔中三子發表任何強硬的言論，主動威脅佔領；你大概不曾聽過他們大聲說出佔領的好處，鼓勵市民行動，激起士氣之類；又比如除了一兩次的「演練」，也就再沒有任何動向顯示佔領是如箭在弦。大部份市民都沒有感受到，那種山雨欲來的感覺。

實際上，他們對於「對抗」有著先天的迴避，所以說了佔中這麼久，總沒見到甚麼真正的威脅。然則，沒有真正的威脅與反抗，根本就沒有任何談判的空間可言。佔中領導層（以及某程度上不少泛民黨派）那種對溫和近乎拜物的思維，才是一切問題的緣由。

故此，我們必須將運動帶回更具抗爭性的道路上，勇於與統治階級對抗，才有機會爭取到任何有意義的東西。激進不是亂來，而是代表著決心與勇氣。

然而，激進也要有理性與戰略。要令運動轉向，也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現在反佔中勢頭正勁，大眾市民也不會有太大信心行動。在這個時候，  我們需要的，是一點火星，一個新的戰場。

所以才有罷課的說法。

有關罷課的種種

在香港，  即使我們勉強將前年反國教的「四小時罷課」計算在內，罷課也是鮮有的事。在國外，這也不是一種最常見的抗爭方式。簡而言之，就是問題太嚴重了，大部份學生（主要是大學生，但也有中學生的）長期拒絕上課，然後公開集合到公共地方，或是聚集校園，向當權者施壓。

與傳統的遊行示威不同，罷課不是我們在假日走出來表達訴求。歷史上的罷課，短則歷時一至兩星期，久則長達半年以上。罷課要象徵的，是要打破既有的社會秩序來作出控訴。罷課，就是要向當權者說，我們作為學生，已不能夠容忍當下社會的既有狀態了；我們實在不能如常一樣上課，要從既有的生活常規中走出來，參與抗爭。

這裡代表著的，是更多的承擔與決心。

罷課實際對政府的壓力不容小覷。如果政府無法儘快處理罷課危機致使罷課太久，大學的運作就面對相當麻煩的行政問題（例如復課後，會有太多學生需要修讀某學分），更甚者會有大量學生不能準時畢業，中高端勞動市場會有相當壓力。這對整個社會經濟均造成衝擊。

當然，與全國罷工真正停止社會運作相比，罷課的意義還是象徵性的，標誌社會的失序。但歷史上罷課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正是以這種象徵燃點起抗爭的火炬──罷課是要向社會吶喊，期望社會大眾會因此而起。當市民看到，連學生也開始不上課，必須要當權者即時回應問題的時候，大眾市民也更容易感受到別樣的氣氛，更容易從既有的生活常規中走出來，對當下社會問題作出反思，以致組織更大規模的行動。

最著名的，自然是1968年的法國學運，這場運動最初由近20000個學生罷課開始，最後有近100萬人在巴黎示威，近2/3的法國工人（1000萬人）罷工，當時的總統戴高樂一度要逃離法國。近年也不是沒有類似的行動。智利學生在2011的時候，發動近半年的全國罷課，由最初只抗議教育制度不平等，直至到後來，大量市民和工人參與抗爭，將議題拉闊至改革退休金，要求銅礦國營化等重大社會議題，到最後甚至動搖整個政府以至代議民主制度的合法性。這種由學生帶頭，然後演變至「學生－工人」、或「學生－市民」的聯合運動，在歷史上屢見不鮮。

我們責無旁貸

事實上，在當下的香港，沒有比由我們帶頭更為合理的了。這不是甚麼自抬身價，而是我們需要付出的是最少──罷工者往往會被解僱，參與激進運動更是有機會被捕，而我們卻總被某些莫名的學生光環抬高著、保護著。再者，要說對民主的理解，要說讀得書多，大學生們對民主運動難道不是最責無旁貸？難道真的是仗義每多屠狗輩，負心多是讀書人？

現在，統治階層的反動員一片燎原之勢，佔中領導層無意對抗，社會上不少人覺得難以爭取到無篩選的代議民主，在這個時刻，如果我們學生不站出來，還又有誰可以站出來？因著工會勢力的疲弱，我們大概無法如某些國家民眾一樣，可以挑動起大型罷工以作對抗。但如果我們真的成功組織起罷課，這大可重新喚起貧苦大眾的勇氣，為支持代議民主運動的港人打下強心針。就實際運動情況，我們若以罷課作牽頭，激起社會情緒，那當氣氛累積到某個地步的時候，就直接發動佔領，號召市民一起參加──這總比現在佔中三子勉強發動好得多。統治階層也會知道，我們不只是嘴上說說而已。唯有反撃，作真正的對抗，權貴才會正視我們的訴求。

實際操作

當然，要發動罷課一點也不簡單。首先，同學大概比社會大眾更傾向於行動，但以現時的社會氣氛，要大量同學認同一個全新的抗爭形式，還要付出相當時間，放棄一定課業，實在是不容易。故此，在人大公佈其報告以後，眾多學生會就必須發動大量的宣傳與組織工作──不止是發發傳單或網上轉張圖──而是真正需要向同學解釋罷課的種種，由形勢、理念、行進、到其效果都不能少。另一方面，與平常不同，罷課的宣傳不能只是由院校學生會的十數個同學（如不是更少）自行宣傳──這些組織工作必須滲透到底層的學生組織，諸如系會、宿生會之類，更要鼓勵同學真正自發。觀乎歷史上所有的罷課運動，總是充斥著這種根莖式的組織方式。罷課不是請客吃飯，需要同學真正付出，不能只靠簡單口號來組織，而是需要更強的關係連結與氣氛，系會與宿生會的日常性在這裡就能起無可代替的作用。

更深刻的理解、更激進的抗爭、別於以往的宣傳與組織方式、對同學更苛刻的要求──這些都是罷課需要踰越的難關。

不在沉默中爆發　就在沉默中滅亡

大家自然可以輕易點出諸多問題：這樣的做法不「實際」──到底有否足夠的時間作宣傳組織？又或這樣的做法太「激進」──同學或市民大眾不會接受，會據之而行動的說法更是無從說起；統治階層也不會放手，諸如此類。這些都是相當嚴肅的問題，怎樣真正和群眾溝通，讓他們真正理解接受，怎樣把握時機，如何向當權者施壓──這些都是應該正視的。然則，我們應該首先叩問的是，除了接受失敗，我們還可以做甚麼？

多年以後，我們會想起2014年9月這個時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