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九民運24周年特刊

「記住我的話吧/一切都不會過去/即使只有最後一棵白楊樹/像沒有銘刻的墓碑」—北島 - 二十四年前的民運，最和平開始，最悲壯結束。逝者失去名字，血跡卻從未沖淡。中共以自己的槍火，埋葬了人民曾經對它有過的盼望。而遠在南方的香港，曾在暴風雨中站出來的那一百萬人，他們真真切切地參與過付出過，一場屠殺讓他們悲泣、義憤，或活像受騙。有感受，於是和記憶無從割捨。年复一年的維園紀念晚會，我們執白燭，唱悲歌。吶喊與控訴或許不能推翻不公不義，卻向當權者宣告：一切都不會過去。

近年的維園燭光晚會人數漸有增長，六四當天的鎮壓亦越來越廣為人知。在響亮的口號下，我們對這場持續近三個月的八九民運又有多少了解？這場運動終結於屠殺，卻不止於屠殺，我們對六四亦不應停留在「純潔的學生被政權屠殺」的想像。只有理清其歷史脈絡，追溯當年種種社會背景，我們才可以對這段血淚史有更立體的圖像。 - 是故，我們決定以歷史部分作為本特刊的開首。首先是「背景」，六四前的經濟狀態是這場民運得到廣泛動員的重要原因，大學生和知識分子是組成這場運動的關鍵部分，還有中共權鬥，胡耀邦如何作為民運導火線等，在此俱會闡述。 - 接著是民運的整個過程，我們亦會談到更多鮮有提及的部分諸如廣場衛生、學生權鬥、學生財務狀況、軍人市民關係等等，還有六四對經濟、媒體環境、社會風氣等影響。最後則為對「蘇東波」（蘇聯東歐波蘭）與八九民運關係的分析，從而補充這場運動在共產世界變革浪潮中的視角。 - 歷史從來不是一個平面，更不容扭曲。只有不斷重提、重塑，才可以更好地扣連當下社會上自八九年連綿至今的種種問題，讓過去在現實再迸發意義。

八九年四月十五日，中共前總書記胡耀邦因心臟病發逝世，拉開了八九民運的序幕。從當天早上開始，民間出現大大小小自發的悼念活動。在四月十七日，北京的大學踏出了第一步，遊行至天安門廣場悼念他們敬重的前總書記，同時提出他們的七點訴求，矛頭直指當下的社會問題。從這天開始，廣場成為了他們的聚集地，大大小小的遊行陸續出現，兩日後已有超過十萬人聚集。

六四黑暗的一夜過後，在五月十九日所頒布的戒嚴令沒有隨著解放軍清場的行動而結束，整體社會氣氛非常嚴峻。官方人員為了搜捕和清算當晚在天安門的參加者，甚至到校園和工廠誘使人們互相舉報。被拘捕的都受到嚴刑拷打或是受到不公平的審訊後被處決。當時的中國，到處人心惶惶。...

1989年，除了是中國爆發學運的一年，亦是東歐5個國家的獨裁政府倒台的一年。這些事件的同時發生並不是巧合──八九民運，實際上是處於整個蘇東陣營人民要求改革的潮流之中，相互影響。

香港人從來都是八九民運的直接參與者。一百萬個冒著風雨上街的人，源源不絕的捐款，讓香港與六四無從割捨。不少人對「民主」「自由」這些價值的追求亦是自六四始。二十多年過去，所謂中港矛盾越見突出，「自治派」主張和內地切割開來，城邦自治，但這些說法的論述是否充分，抑或只是一種情緒政治？這種矛盾是否不可調和？還是焦點錯置？《中港矛盾，矛盾什麼？》與《排拒中國的情緒政治》望能探索一二。 - 在香港畸形的政經結構下，再多的口號與悲歌或許都作徒勞。我們需要八九民運後急速市場化的諸種問題有更多分析。中港兩地，同樣面對了新自由主義私有化一切，經濟極度不平等的問題，我們的壓逼，又何止來自獨裁政府？《自由民主的天敵：抗爭者的身份與行為》貫串中港種種政經問題，並反思了我們的失焦。 - 「民主」仍是八九民運以來公共話語中最關注的議題，「民主的匱乏」一文正正補充了當年民運，政治改革作為其中一項主要訴求的空白。政改風暴近年又起，有了「普選」是否就能解決一切問題？現行的民主想像又有何種不足？近月以來，針對政改，「佔領中環」蓄勢待發，打著「愛與和平」旗號。以「和平」和「道德」感召群眾的運動究竟有何困難，是「和平的局限」一文嘗試解答的問題；「社運光環：抗爭者的身份與行為」則另闢新徑，看道德形象與抗爭組織者、參與者的關係。 - 香港自天星皇后一役，本土身份逐漸建構，但追求本土卻不應代表排拒中國。要認清畸形的政經結構才是真正敵人，我們固然追求民主，但「普選」只是手段，是第一步，經濟平等與隨之而來真正意義上的政治平等才是真正所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