訪、文：詩

朱耀明牧師 80 年代始活躍於社會運動，並關注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後來加入「民主政制促進聯委會」。1989 年曾到天安門廣場支援學生，後在黃雀行動中協助民運人士逃亡。2002 年組成民主發展網絡，2009 年發起「我要回家運動」，並且是 2014 年「佔領中環」的發起人之一。

對於沒有經歷過八九民運的一代，六四似乎是一道無法觸及的傷痕。沒有記憶，是否就無須悼念、認識這段歷史？

這一年的抗爭建構了香港人的身分認同，我們恨不得割裂與中國的關係，不禁會問：為何仍要悼念六四？與朱牧師的訪談卻發現，他對民主的信念、公義的追求是超越身分的。我們的身分認同感，會是作繭自縛，還是能催使我們奔向民主之途？

面對犧牲的無力和痛心

1989 年 5 月 28 日，朱牧師代表「香港基督徒愛國民主運動」到天安門廣場送物資，期間與學生、領袖傾談。離開前，他坐在路邊與吾爾開希說了一番話：「我走㗎喇，但係無論呢個運動結果係點⋯⋯因為成個廣場都畀軍隊圍住晒啦，所以清場都係遲早嘅事。」他倒抽一口氣，「但呢個運動係成功嘅運動，成功在於能夠有班學生、知識分子、工人為中國貪污、腐敗、官倒而一齊出嚟，喺咁樣嘅不良社會，本身能夠敢企出嚟出聲係非常重要。」群眾的志氣無疑激發了他對中國的理想和盼望，但很快地便被六四當晚的鎮壓打破。

六四血腥鎮壓的消息，竟是在他出席婚宴時由收音機道出。「『牧師，佢哋開槍、牧師，佢哋開槍！』，呢個係我哋最怕嘅事。當陣時清場係唔會意外嘅，因為已經 圍曬，但係一開槍我哋就知道呢個係悲劇嘅開始。」他更說如果不是要回港主持婚禮，「會唔會喺廣場碌瓜 （被輾死）都唔知啊」，當日婚宴上的人亦食不知味，悲劇把喜慶氣氛吞噬。之後便是電視上的畫面：「一路喺度睇，啲木頭車運傷者、救護車嘅聲音、睇到啲屍體，嗰陣時真係好難過。呢個其實係人嘅公義同良心嘅挑戰，一個號稱人民嘅政權點可以殘殺自己嘅人民，昔日學生五四運動，都未曾試過開槍用坦克，所以當時真係非常難過、好痛心。當時做咗個禱告，『上主啊！我可以做甚麼？』，睇住咁多咁痛嘅滿身鮮血，睇住木頭車咁樣推，醫院搭滿屍骸⋯⋯作為一個基督徒、一個牧師，睇到中共咁樣殘害自己嘅國民，特別係一班大學生，其實我真係好痛、好傷心⋯⋯」

這種無能為力和痛心，與反修例運動裡的感受交疊在一起。縱使爭取人權和公義必定會面對很大壓力和很多犧牲，歷世歷代許多人都受著同樣的壓迫，但面對青年人被捕、受傷，仍掩不住心中的難過和不忍。「見到好多⋯⋯拉咗 8,000 幾人⋯⋯甚至有啲讀緊大學⋯⋯我哋係咪真係要咁多人犧牲？」因為朱牧師有刑責在身[1] ，有些非正式集會沒法「行出嚟」，自己唯一可以做的就是安慰、鼓勵、聽審，陪伴抗爭者。

社會常強調和平，但前提是要有憐憫和公義，否則只是假象。暴政只會帶來暴力和騷亂，而現時香港的公權力、政府就是不受制約、不行公義。「譬如你睇到 721 、831 等場景，能夠傷人嘅其實就係有公權力嘅人，依家倒轉嚟講，即係邊啲係暴徒呢，其實大家都有目共睹。年青人在暴政下爭取民主、普選，其實係一個好大勇氣，佢哋係犧牲者，係受害者⋯⋯我係於心不忍。呢班係為著香港、為著香港人付出好大嘅代價。」

曲折民主道路中不變的信仰

八十年代時，他已關心香港的前途，亦兩次上北京傾談香港未來的政制發展。1984 年，中英聯合聲明落實了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後，他苦笑說：「依家淡化咗就叫回歸啦，實際嚟講就係收回主權，強烈好多㗎。」當時中國收回香港主權具很大爭議，大家都對共產政權沒有信心，掀起第一次移民潮，但因為仍有很多基層沒有能力離開，所以他留下來陪伴和服務他們。

雖然意識到中共極權的醜陋，他仍希望以民主制度作為最後一道防線，捍衛人權、法治與自由，保障香港人行使公民權利。那時他們爭取 1988 年直選，希望爭取一個民選的政府。「87、88 年我同華叔上北京討論香港未來政制發展，呢兩年其實都講得幾好，嗰時大家都好友善咁傾談，好不幸 89 年嘅事就發生。」

八九民運牽動了許多人的心，加深了港人對九七後的憂慮，引起第二次的移民潮。「呢件事讓我感覺到我哋即將要成為一個命運共同體，將來香港要回歸，所面對嘅政權就係中共。如果收回香港，我哋就要面對共同嘅命運。嗰時真係感同身受，因為回歸就要面對一個咁樣嘅政權。」然而香港的未來已成定局，失望之餘，積極爭取直選防止中共侵蝕香港的自由、法治、人權和民主。當時港人期望中國政府能夠恪守《聯合聲明》和實踐《基本法》，落實一國兩制、高度自治、港人治港，希望憲法能夠保障香港。隨著 1991 年開始有選舉，基本法亦落定，令他覺得這是邁向普選的第一步，之後應該會循序漸進，基本法亦承諾了 07／08 年選舉方法可以改變。「於是大家就朝着呢個方向走，但當然現在睇乜都冇啦。」

他形容 1997 年之前仍感覺平靜，然而這一絲希望隨著香港主權移交給中國後漸漸熄滅。「唔單止信心少咗，係冇咗！」首先是 1999 年人大釋法，令他警覺到釋法這條文本身其實是一把隨時可用的刀刃，原來人大常委可以推翻法院終審庭的判決，這把刀刃威脅著香港的司法獨立；第二是廿三條。原本 1991 年所制定的香港人權法案條例保障了公民權利，1997 年卻重新引入與之抵觸的《公安條例》及《社團條例》；加上市政局、區域市政局的取消，主權移交不久後香港的人權和民主就被中共勒緊，這 20 多年來更是每況愈下，令香港人包括他自己更憂慮香港未來，對香港政制發展的信心愈來愈少。

雖然信心少了很多，然而朱牧師對民主的信念仍是堅定的。他說佔中時學生呼叫「命運自主」是對民主、雙普選單純的追求。民主背後是對公義制度的渴求，因此我們應該爭取一個聆聽民意而不是壓迫人順從它的政府。「香港嘅制度本身並不公義，而民主係對別人尊重、平等而多元化嘅社會，並藉此制衡公權力，防止貪腐同極權。」他認為，我們不應被身分局限對民主的追求，因為民主背後的價值就是公義、平等和人權，這是生而為人應有的信念，更是普世價值。他認為六四的本質與韓國光州事件、台灣二二八事件、納粹集中營無異，讓人看見政權的本質，而八九民運、反修例運動都讓人看見為民主的犧牲。無論是誰，都應該認識這些歷史。「就算你冇宗教信仰，公義、慈愛就係你嘅信仰。勇敢、正直地拒絕謊言，就是對現時政府嘅一種反抗！」

悼念是對抗遺忘與極權的漫長抗爭

對一些人而言，支聯會的五大綱領可能不合時宜，但他沒有放棄，是因為它代表了當時的初衷，就如承繼遺志。「八九民運、六四歷史落嚟就係咁，但係都冇衝突㗎，當時係好重要嘅核心。希望屠殺人民嘅官員承擔返責任，所以點解要『追究屠城責任』，係對死者、死者的父母負責。要『平反六四』，因為八九民運係一個愛國運動而唔係暴動。」

或許我們會覺得六四只流於悼念，根本無可能撼動冷血的政權，朱牧師卻認為悼念有一定的政治力量，是反抗的象徵。「呢個燭光其實係對政權嘅反抗，唔單止係對香港嘅政府，佢幾想滅你，用限聚令唔畀你出現。對中國政權嚟講六四晚會係最礙眼嘅嘢嚟，係最龐大嘅反抗象徵嚟——反抗極權、反抗暴政、追尋民主！」它不單是指向香港的政府，更是對準北京，只有香港人能對著中共政權喊「結束一黨專政」。香港是唯一在中國政權下能點起燭光的地方，更讓海外華人看見即使香港本身面對很大壓力，仍然敢於悼念，這便是香港作為抗爭地的獨特位置。政權希望人能遺忘記憶，因此六四晚會本身是對極權和暴政的反抗象徵。

「所以我哋依家係反抗，就係遺忘與記憶之爭，因為其實 30 年嚟維園悼念讓我哋不斷將呢件事重提。世人唔會忘記有一班人咁樣犧牲，去爭取民主，而悼念係一個良知嘅激發同呼喚，使我哋唔好忘記。作為一個人，我哋都唔應該忘記，要一代傳一代。」他又以諾貝爾和平獎得主 Eliezer Wiesel 的經歷講述悼念的效用。Eliezer Wiesel 將自己在納粹集中營的經歷寫成《夜》，得獎時有人問他，在這荒誕的世界裡，你做到甚麼？他回答：「我一定要將我所目睹的事，告訴世人，我一生都不會忘記那時的情景。」悼念的意義，就是將目睹的事情告訴世世代代，警惕他們，不斷將良心的種子、這段歷史的教訓，一代傳一代，令民主的火把不熄，直至開花結果。

在朱牧師眼中，暴政下、經歷不公義的人民都是命運共同體。或許我們沒有經歷過六四的傷痛，不會明白那代人的感覺，甚至因為身分的掙扎而抗拒悼念，但當我們走進這些傷痕、認識這段歷史時，你或許便會開始明白我們為何要了解、為何他們希望被了解。聽著朱牧師娓娓道來當時所目睹，時而哽咽，時而倒抽一口氣，一直說著「怎能忘記、不能忘記」，這一年所發生的種種在腦海中逐一閃過。30 年後，我們也一樣會歷歷在目吧，也同樣希望下一代能記住今天的壓迫吧。抗爭前路漫漫，願我們心中信念不滅，並將信念化為行動。

在朱牧師眼中，暴政下、經歷不公義的人民都是命運共同體。或許我們沒有經歷過六四的傷痛，不會明白那代人的感覺，甚至因為身分的掙扎而抗拒悼念，但當我們走進這些傷痕、認識這段歷史時，你或許便會開始明白我們為何要了解、為何他們希望被了解。聽著朱牧師娓娓道來當時所目睹，時而哽咽，時而倒抽一口氣，一直說著「怎能忘記、不能忘記」，這一年所發生的種種在腦海中逐一閃過。30 年後，我們也一樣會歷歷在目吧，也同樣希望下一代能記住今天的壓迫吧。抗爭前路漫漫，願我們心中信念不滅，並將信念化為行動。

[1] 朱耀明牧師被裁定妨擾罪成，判刑 16 個月，緩刑兩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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