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朗局勢對地緣政治的影響 2020年 四月號, 50屆「深瞳」(20-21) 文:林灝汶 近期武漢肺炎直捲全球,伊朗疫情嚴重導致多間電視台報導;副總統、23個國會議員染病,把伊朗這個國家推上頭條。不過,除了武漢肺炎,其實伊朗在2月21日舉行了他們的國會選舉,同樣對中東局勢乃至全球都有重大影響,伊朗保守派大勝加上自然災害,會不會把本身國內的派系衝突和西方國家的矛盾激發成更大的國際事件,值得我們深思。 時間線 2020 年 1 月 3 日,伊朗第二大權勢人物,革命軍將軍卡西姆.蘇萊曼尼被美國用無人機刺殺。 2020 年 1 月 6 日,伊朗對美軍基地發動的報復性襲擊,發射數十枚導彈,聲稱造成 80 人死亡,美方聲稱無人死亡。 2020 年 1 月 7 日,民眾悼念蘇萊曼尼發生人踩人慘劇,55 人死亡,213 人受傷。 2020 年 1 月 8 日,一架載有 176 名乘客和機組人員的烏克蘭客機 PS752 在伊朗德黑蘭附近被伊斯蘭革命衛隊擊落,伊朗政府最初否認與事件相關。 2020 年 1 月 11 日,國際調查,影片流出均指控伊朗軍隊導致伊朗承認用地對空導彈將飛機擊落,但聲稱美國的行動(刺殺蘇萊曼尼)導致導彈處於高度戒備(high alert)從而誤射。 2020 年 1 月 12 日,全國發生大規模示威騷亂,反對政府執政,抗議最高領袖哈梅內伊。 2020 年 2 月初,4,000 億隻蝗蟲飛抵伊朗南部,巴基斯坦,印度等地,造成農作物的損失。 2020 年 2 月 21 日,武漢肺炎導致投票率創新低(42.57% 較上次選舉少 19.07%),保守派大勝,合共取得 196/290 席。 2020 年 3 月 2 日,伊朗最高領袖哈米尼顧問團委員米爾莫哈瑪迪(Mohammad Mirmohammadi)感染武漢肺炎病逝。 2020 年 3 月 5 日,伊朗衛生部門在 Twitter 發帖,認為有 60,000 人感染武漢肺炎。 2020 年 4 月 2 日,伊朗國會議長拉里賈尼(Ali Larijani)確診武漢肺炎。 2020 年 4 月 5 日,伊朗政府公佈的武漢肺炎感染數字為 55,743,死亡人數為 3,452。 伊朗是一個甚麼樣的國家? 伊朗政制 伊朗於1979年爆發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國王建立一個以伊斯蘭教義為綱領的國家。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社會,即政治決定包括民生,外交政策需要考慮宗教教義、宗教派別的意見。伊朗是一個半民主的國家,主要權力分佈在最高精神領袖、總統、國會手上。 最高精神領袖是一個伊朗獨有的職銜,是宗教首領和伊朗軍隊的總司令,有任命總統(經民選產生)的權力,由 88 個神職人員組成的專家會議負責任免,終身任職。由於伊朗是一個政教合一的國家,而且擁有軍權,所以被認為權力高於總統,可被理解最高精神領袖為 1980 年代的鄧小平,鄧於當時擔任中央軍委主席,中共總書記是胡耀邦或趙紫陽,雖然中共總書記掌握行政權,但在專制國家軍權至上的情況下,鄧小平和哈梅內伊的權力比中共總書記和總統的權力要大,而且很多時制定國家發展路線,方向如鄧的改革開放、哈的反西方和落實伊斯蘭教義路線。 總統掌握行政決策權,每 4 年通過全民大選選出,不過參選人要被憲法監護委員會審查,任何參選人支持巴列維國王,違反伊斯蘭教義都不允許參選,2009 年選舉有 476 名參選人中只有 4 人獲參選資格,備受批評。 國會掌握立法權,每 4 年一屆,290 席當中 285 席由直選產生,5 席由宗教少數派保留席位,但同樣出現上述審查問題,12,000 名參選人只有約 5,000 人獲參選資格,可見伊朗選舉並不是真正的民主。 伊朗政黨分為改革派和保守派,改革派主張從敵對轉向協商,通過談判解決問題,最著名的例子是 2015 年簽署伊朗核協議,保守派主張維持對西方,與遜尼派敵對的外交策略,貫徹落實伊斯蘭教義的政黨。現任伊朗總統,國會均由改革派控制,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屬於保守派。 分析伊朗政局為何混亂不堪 改革?怎麼改革? 基於伊朗的特殊政治結構,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屬於保守派,掌管行政立法權的改革派推行政策時某程度上要得哈梅內伊等保守宗教領袖同意才可以推行,因此改革派跟保守派需要透過政治協商解決分歧,由於改革派和保守派有政治路線和價值觀的不同,導致政策遲遲未能進行。我們以今次武漢肺炎事件為例,伊朗衛生部長 40 天前(1 月 30 日)就知道武漢肺炎感染的案例,在疫情危重時建議關閉庫姆清真寺,伊朗政府高層答覆是要等伊斯蘭革命紀念日(2 月 11 日)、 大選(2 月 21 日) 過後才公佈,但直到 3 月 7 日,確診個案超過 6,000 人 的情況下還未關閉清真寺,當中懷疑有宗教保守派反對關閉清真寺,可見執政者內部存在分歧導致行政效率低下。 近期一連串黑天鵝事件 早於去年 11 月,伊朗因國內汽油價格暴漲 200%,引起大規模示威,官方血腥鎮壓與逮捕行動,造成 1,500 人死亡,伊朗聲稱為了將多出來的盈餘轉用於社會福利的補貼,但民眾反問大批預算留給革命衛隊,繼續投入無民生作用的敘利亞內戰並沒有意義,如果政府真要補貼社福,應該投入更多對弱勢的援助。而近期先有無人機擊殺伊朗第二號人物蘇萊曼尼,重挫政權槍捍子革命衛隊的士氣,而蘇萊曼尼在國內有相當影響力,不少民眾趁機上街表達長期積下的不滿;後有中國工人回中國過年後傳入武漢肺炎衝擊,政治領袖如副總統、衛生副部長、23 個國會議員感染,國會無限期停擺,負責防疫的官員辭職。原本已經脆弱的經濟,在歐美的制裁下,加上蝗蟲為禍令農作物失收,石油價格下跌導致依賴石油出口的伊朗經濟停擺。政府在多重併發症下根本無法有效統治,政府管治威信在連串黑天鵝事件下已經到達崩潰邊緣,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更命令剛治喪的革命衛隊救災,可謂黔驢技窮。 伊朗與其他國家的關係 伊朗為甚麼一直在中東都是邊緣人的角色,不被其他國家討好,長期與其他國家為敵;基於這個背景下,伊朗未來局勢發展如何影響中東的地緣政治? 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係 伊朗與其他阿拉伯國家的關係並於不和諧,當中與伊拉克可以說成世仇,兩伊戰爭持續 8 年(1980-1988)雙方傷亡數字超過 80 萬,其主要原因是教派衝突。伊斯蘭教徒可分為遜尼派和什葉派,兩派鬥爭了一千多年為的只是為一個問題 「誰是哈里發?」 哈里發指的是先知穆罕默德的繼承者。遜尼派認為應由眾人選出新任哈里發,什葉派認為應由跟先知有血緣關係的人任哈里發(伊朗最高精神領袖哈梅內伊就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後裔)。這導致兩派教義出現衝突,而大部分阿拉伯穆斯林都是遜尼派(≈85-90% 人口),只有伊朗、卡達、巴林、部分伊拉克人為什葉派,所以伊朗與其他阿拉伯國家關係緊張,一些極端遜尼派組織,如阿爾蓋達,甚至炸掉伊朗什葉派清真寺。 與西方國家的關係 伊朗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從伊朗爆發伊斯蘭革命推翻巴列維國王開始進入敵對狀態,皆因巴列維國王是一個極度親美的政權,1979 年以前的伊朗實行資本主義,在美國 的幫助下推行白色革命,推行西方思想政策,例如實施涵蓋女性的全民教育、伊朗女性穿短裙在阿拉伯世界可謂不可思議。最重要的石油資源由英國伊朗合資的石油公司開採,美國等西方國家獲得大量利益。 不過伊斯蘭革命後,開採權收歸伊朗伊斯蘭共和國所有,西方石油利益受損,美國透過代理人如以色列攻擊伊朗發電廠,支援伊拉克發動兩伊戰爭,加上經濟制裁來制衡伊朗發展。伊朗透過輸出什葉派革命,如支持黎巴嫩真主黨、胡塞武裝組織攻擊美國軍隊及盟友;提煉濃縮鈾製造彈道核彈,射程可遠達北約國家,以抗衡西方在中東的影響力。 特朗普攪局 在改革派總統魯哈尼 2013 年上台後,在時任美國總統奧巴馬、歐盟、伊朗的多方談判中,一直影響與西方國家關係的核問題看似得到解決,伊朗放棄能快速提煉濃縮鈾製造核彈的第二代離心機,並簽署聯合全面行動計畫,簡稱「伊朗核協定」,歐洲多國逐步放寛實施 30 多年的制裁,可以進口伊朗石油,伊朗與西方國家的關係因此得到改善。但特朗普上台後,宣佈美國於 2018 年 5 月單方面退出伊朗核協定,恢復制裁。特朗普聲稱伊朗在發展彈道飛彈,以及在也門支持胡塞武裝組織和敘利亞巴沙爾政權攻擊美軍及盟友,放棄制裁只會助長伊朗發展軍事。伊朗在美國用無人機擊殺蘇萊曼尼後退出核協定。 伊朗未來局勢發展 中東局勢將更不穩定 伊朗在武漢肺炎疫情下,哈梅內伊和改革派的統治徹底失敗,但我們可以期待國會新上場的保守派能解決問題嗎?當然不會。保守派上場意味著伊朗會走一個更強硬反抗的路線。可以預期伊朗與鄰國的摩擦衝突增加,不論是教派衝突,還是利益衝突,擦槍走火的情況更容易發生,例如封鎖霍爾木茲海峽,影響中東石油出口;發射飛彈攻擊以色列、沙地阿拉伯,這些都是威權國家習慣利用槍口對外的方法掩蓋自身的問題。而近期沙特阿拉伯增產石油令價格下跌,相信會令依賴石油出口收入的伊朗在肺炎疫情下出現經濟危機,而經濟危機會不會加深兩國的矛盾,令到衝突升級還需時觀察。 與中國、俄羅斯、中亞國家的關係 伊朗與中國和俄羅斯的關係相信在美伊不和的情況下更緊密,儘管中國傳入武漢肺炎令伊朗出現嚴重傷亡,但似乎沒有出現排華跡象,合作並沒暫停,包括 12 月 30 日中國、伊朗與俄羅斯舉行罕見的三國海上軍演,中國派出專家組協助伊朗處理武漢肺炎問題,建設基礎設施如 4G 通訊網絡。但我們要看具體成效如何,中國的一帶一路和俄羅斯的中亞經濟圈可否彌補與西方國家的石油收入是一個重要命題,隨著中亞特別是原蘇聯國家如哈薩克,裏海國家阿塞拜彊的掘起,伊朗可與這些國家進行貿易,透過中俄提供的技術支援發展自己的產業,也是一個很好的出路。 解決之道 筆者認為,伊朗首要解決的問題無疑是經濟問題。在歐美的制裁下能存活四十年相信有一定韌性,並不會像外界所想一樣出現倒台的危機,而三大產業(旅遊、石油、輕工業)要如何發展,透過中國市場能否開拓生機都需要領導人仔細考慮。至於跟其他國家的關係,筆者認為其他國家唯美國馬首是瞻,因此核問題的態度完全取決於特朗普。我認為伊朗在肯簽核協議的前提下,並在特朗普下台後可能得到解決。 政治改革方面,筆者認為根據 Seymour Martin Lipset 的現代化理論,伊朗擁有民主化的條件,包括高教育水平、城市化、傳媒資訊發達,而伊朗於今年已經實行全面直選,伊朗正向全面民主化的步伐進發,具體可能方案包括取消最高精神領袖的終身任期,最高精神領袖透過直選產生,改革參選人的審查制度,重拾國民對執政者的信心,透過雙管齊下的方法走出現時的困局。 分享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