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騷擾—前言

洪翠蘭

一
九零年，在挪威的Trondhe，數位女生夜晚歸家時遭強姦。一群挪威女學生隨即發起了「重奪黑夜」（Take back the night!!）的行動。最初，參與者提議女性在夜晚共乘的士回家。但後來發現，這行動出現了方向性的錯誤。她們認為問題其實並不在於女性夜歸，而是男性竟以為自己有權強姦。隨後，她們開始強調女性不應被剝削在夜晚活動的自由，她們活動的時空也不應受任何的限制。（資料來源：《中大女研報》，1998年3月）當社會不斷強調女性應時刻好好保護自己，「自自覺覺」地，女性也開始築起一道穩穩的自我行為監控的圍牆。這不僅展現了女性相對男性，被暴力地放置在較弱勢的社會位置，同時也反映了兩性權力不均的荒誕現象。編者為這稿題選取的幾宗校園性騷擾案件，只不過是芸芸案件中少數被顯化的。相信仍有更多，正在被大家有意無意的忽略、遺忘和隱藏。

二
由大衛馬密編導的話劇《奧利安娜的迷惑》，從劇中學生指控教授性騷擾，到教授面臨革職，二人在關係上的拉鋸與對立，多少展現了師生權力的懸殊與抗衡。而這種關係也活活呈現在我們的校園內。九六年，一位文學院教授懷疑性騷擾一名女研究生，事件最終不了了之。在〈各說各話〉一文，兩位當事人對事件「真相」，各自作了表述。舞台與現實，巧合的相互作用，或可豐富我們對事情的想像。張秉權對《奧》的劇評中談到，劇中教授雖對教育制度持以批判態度，但在女學生來看，這也只是他「在制度中取得利益後，倒過來踐踏制度」，這比「完全膜拜制度的人更可惡」。當女生因要對「既得利益者」作出對抗甚至復仇，而「坦白真相」，她在制度中的弱勢位置，反而為她贏得大眾同情，成為爭權的最有力武器。在這樣的情況下，對於誰是弱勢，我們似乎要重新定論。在此，編者無意將話劇裡每個細節套用在上述的性騷擾事件中。到底，話劇裡的故事與文學院性騷擾的每個細節並不一一對應。但無疑當中所表現的複雜、混亂的權力關係，可為我們對這類性騷擾事件，提示另一種理解的面向，也可提醒我們在考慮事情時或會面對的盲點。

三
校園內發生性騷擾，最不接受的可能是校方，但最縱容這些事發生的，或者也是我們的校方。九五年九月，在通過了「香港中文大學性騷擾政策」後，中大也隨之成立了「性騷擾政策委員會」和「性騷擾調停／投訴小組」。這是繼科大之後，香港第二間大學立法制定「性騷擾條例」。從此，我們好像有了正式的途徑作查詢和投訴。其後，雖然小組發揮的效用叫人質疑。但她的成立，似乎表示了校方能用這個制度聆聽和面對性騷擾問題。零二年，發生在中大的迎新營醜聞，輿論一致痛斥中大學生的道德敗壞，校方立即展開調查，並在調查報告中表示，「迎新營活動中部份口號和標語足以構成『在性方面有敵意（sexually hostile）』的環境，對大學而言，這些行為是絕對不能接受的。」校方在拒絕校園性騷擾的態度，似乎明顯易見。九七年發生的逸夫書院偷拍案，震驚校園內外。但當時，校方不僅刻意封鎖消息，保安組更以「拍攝是獲得受害人的同房女宿友同意」，而「拒絕協助事主」。（見〈抗爭道路漫漫長——談中大偷拍事件〉）零一年，發生逸夫女宿生沐浴時被偷窺的事情。類似事情，已時有所聞。院方不但不吸取慘痛經驗，也不接納同學的各項防範建議（見〈一而再，再而三的偷窺事件〉），事後更為其「亡羊補牢」的做法，諸多辯解，這種無視同學意見、妄顧同學安全的態度實在令人心寒。當我們要求校方正視問題，也只能從它那裡尋求幫助的時候，得到的卻是逃避、推卸和指責。校方這種對待學生的態度，何嘗不是一種壓迫。

四
九九年的明華標語事件，宿生會的淫穢對聯所牽涉的，不止是對女性身體的嘲弄，也包括了種種對宿生性態度和性生活等露骨的描述（見〈明華堂標語　涉嫌性騷擾事件〉）。但就在眾多標語中，針對女性而作的諷刺文字，遠較男性為多。這多少反映了在那些帶攻擊性的話語中，能被女性掌握的，可能遠較男性的為少（編者並不是要追求兩性能掌握同等數量或程度的暴力語言，這反而是另一種暴力的表現）。或者，男性和女性在面對同樣的嘲諷時，會有截然不同的感受和理解。但在明華堂標語的情境裡，女性的聲音，被明顯地掩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