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這個廣場是我的墳墓——政治遺產如何推動八九民運

文：戴耀康

你說他應該不應該吃？
你要說不應該吃，他餓。
你要說他應該吃，他吃的是個澀的，
是個不可以吃的東西。

——韓東方

一百萬人在廣場

八九民運氣焰最盛之際，廣場上的群眾多達一百萬。學生絕食後，數百萬市民參與了聲援學生的遊行。即使在運動之初，4.22胡耀邦國葬、反四二六社論及紀念五四七十週年3次遊行中，每次均有多達十萬人參與 [1] 。短短兩個月內，民眾就多次發動了聲勢浩大的遊行；廣場上聚集、佔領的民眾絡繹不絕；當運動聲勢漸漸減弱，便即有來自香港的資金增援，還有從各省遠道而至的民眾延續佔領——我們如何理解在高壓的專制政權下大量且持續的動員力量？
[1] Zhang, L., Nathan, A. J., Link, P., & Schell, O. (2008). The Tiananmen Papers

若把運動重新放置於1989年北京市的空間裏理解，似乎仍有太多「恰好」：北京市的大學恰好都分佈在廣場的西北面，方便學生聚集；天安門廣場恰好蘊含巨大的政治意味，使學生便利地將之佔領。本文嘗試解釋這些巧合，並從中反映民運爆發和持續的兩個面向：過去的政治遺產和過去的統治方式。

集中的高校、集中的學生

回顧北京市的大學空間，它的設計本身就處處有利群眾動員。翻開北京市的地圖，不難發現北京大部份的大學都集中在同一個地區。北京大學（北大）、清華大學（清華）、人民大學（人大）、政法大學（政大）、北京師範大學、首都師範大學等67所院校，全都位處海淀區，彼此相鄰，步行可達。每所大學的校園都自成體系，包羅了生活所需。從飯堂、圖書館、體育館，到醫院、商店街、電影院，一應俱全。這67所大學裏的16萬個學生，大部份都會住宿，同班同學會住進相鄰的房間，每個房間容納6-8人，每棟宿舍約幾百人，一片宿舍區有幾十棟宿舍，可以容納上萬人，而他們幾乎所有時間都可以在大學區度過 [2] 。
[2] Du Ruiqing, (1991), Chinese Higher Education: A decade of reform and development (1978-1988).

院校高度集中、校園自成體系的大學空間，使學生集中在同一區域生活，從而為反體制意識形態的傳播提供了條件。在宿舍裏有所謂的「臥談會」，即宿生在晚上11時關燈後的閒聊。這類「夜話」非常普遍，而其中一個重要的話題就是對時政的不滿。學運爆發前，亦早已興起「講座熱」。異見分子、自由派人士會應邀到高校演講，學生習慣了騎單車去聽附近大學的講座，可以聽上一整天。

「大學區」內的政治氣氛活躍得令支持民運成了學生的道德義務。當政府要求學生復課時，回去上課的學生會被罵成叛徒；人大一位TOEFL老師因在罷課期間仍為學生輔導而被罵為賣國賊。在一所宿舍的海報欄裏甚至有這樣的大字報：「絕食以來，5樓的幾個混混對運動毫不關心，喪盡天良。他們閉門不出，日日麻將。我們對這樣的行為極為厭惡。」

由幾百到幾千到過萬

集中的大學不只促進了政治氛圍的培養，更有利實際的動員。要發動遊行的學生，會到大學人流較多的地點，譬如北大三角地、清華第十食堂和人大第三食堂，張貼起大字報，列明遊行的集合地點、時間、目的和標語，一般就能聚上幾百個學生。集合後，他們會先於校內遊行，特別是到宿舍區叫喊，大量宿生便會跑出來加入隊伍，有些會打著宿舍名稱的旗幟，遊行便能壯大到幾千人的規模。隊伍出校門後會採取迂迴的路線前往天安門，途經大學區的其他院校會合他們的學生。在海淀區累積近萬人後，才熙熙攘攘地前往廣場。

在強烈的社會責任感驅使下，不同院校的學生更會以對民運的貢獻互相比較。以4.27遊行為例，有些聯絡人騎車在大學間通報信息，他們看見人大的學生出了校門後，就跑到北大校門呼喊：「人大的學生已經上街了，你們還在等什麼？」於是，北大的隊伍就衝出了校門。大學的集中激發了學生對學校的榮譽感，運動中有這樣的口號：「只要北大還醒著，中華民族就不會睡去。」一位政大的學生表示他們會為自己「贏」了許多「第一」而自豪：第一個上街遊行、第一個罷課的學校、第一任高自聯主席是它們的學生、且對話代表團的總部就設在政大。

由此可見，大學的高度集中處處推動了民運的動員，格局對政權其實十分不利。在4.27遊行中，西直門立交橋是大學區所有遊行隊伍的會合點，隊伍壯觀得站在橋上縱目四眺，任何方向也看不見遊行隊伍的盡頭。

政權一手規劃的大學區

大學的高度集中顯然不是偶然的結果，問題是，為什麼政權會這樣規劃？再者，在威權的發展中國家裏，大學生尤其容易捲入政治。他們接觸到西方文明，而當自己國家的大多數人口仍然按照傳統的方式生活，便會對本土文化落後、官員貪污腐敗、制度的不合理深感不滿，並將矛頭指向專權。

原來不只北京，中國內地不少城市都把所有高校集中在一個「大學城」裏，這其實源自毛澤東時代的一套規劃理念。新中國成立後的首都改造以「社會主義城市」為目標，希望藉城市空間培育「社會主義新人」。規劃不顧地方原有的歷史和特色，徹底重塑後的地區以社會功能劃分，使城市如機器般運作：工人、學生、政府人員各自在不同的區域生活和工作，若鳥瞰城市的佈局應可看見一幅簡單的社會運作圖像。

抱著這樣的理念，政府參考了蘇聯「老大哥」，進行院系調整，即分拆大學院系組成新的專業院校，並集中分佈校址。北大清華都在此時落戶海淀，專責培養政治人才的人大及大批仿蘇聯的專業院校都在附近成立。當中北京林業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北京航空航天大學等「八大院校」全都坐落在區內一條「學院路」上。這也就形成了一直延續至1989年集中的大學空間。

當初規劃時，並沒有大學集中會孕育社會抗爭的擔憂。毛澤東就經常透過發動群眾進行社會建設（土地改革）、鞏固政權（鎮壓反革命、三反五反）、批鬥異己甚至奪取個人權力（反右、文革）。在上山下鄉、文革等大規模動員中，大學生的角色便更為明顯。大學生動員對毛澤東而言是鞏固政權的力量，只是因為遺留到鄧小平時代，才成了對政權的威脅。

文革後的鄧小平政府不只延續了大學區的規劃，甚至擴大了其規模。由於十年文革使高等教育完全停滯，為了滿足市場化經濟發展的人才需要，國家多次擴招大學生。更多大學在海淀區成立，如中國科學院大學、北京聯合大學、北京城市學院等。在1982至85年間，中國大學總數由715所上升到1016所，平均每3至4日就有一所大學成立。招生人數增幅最大的，更是人文社科專業，從1977至1988年間，學生人數漲了8倍；當中最「危險」的政法類學生更漲了76倍 [3] 。集中的大學是毛澤東的政治遺產，鄧小平政府將之全盤繼承，使之威脅了自身穩定。
[3] 《中國統計年鑑(1990)》

過去權力行使的基礎

允許了大規模群眾聚集的天安門廣場，也是這麼一個被繼承下來的空間遺產。一般而言，威權政府懼怕群眾聚集，如50年代巴西獨裁政府在規劃新首都巴西尼亞時，刻意將之設計成高度密集、沒有大型公共空間的城市，從而阻止大規模的群眾聚集。但在中國，社會主義政權不只設立了能夠容納幾百萬人聚集的廣場，更將其提升成國家的象徵，使八九民運中，群眾便利地佔領了這個國家的象徵，從而為世界所矚目。

思想家Michel Foucault認為，空間是任何權力行使的基礎。建設廣場的本意，就是作為權力行使的空間基礎。信奉共產主義的新中國政權認為自身優勢在於人口眾多，要貫徹群眾路線，便當然需要一個容納大量人民聚集的地方。廣場上的古城牆和城門在1950-1955年間相繼被拆卸，擴建成44萬平方米的規模。長安街被規劃成可容納上百萬人的「遊行道」，且確保了群眾可從大街直接大量地進入廣場。為了閱兵的需要，解放軍軍官辛毅當時還要求廣場路面須經得起60噸坦克的行駛 [4] 。
[4] 天安門廣場到底是誰規劃的，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天安門的空間設計也強調了黨的統一領導、重視人民等思想。天安門城樓掛上了把毛澤東畫得「慈祥而有遠見」的畫像；在命名人民大會堂時，「人民宮」、「萬人大禮堂」等都被放棄，毛澤東說：「人們問老百姓，你到哪裡去了？老百姓一定說，到人民大會堂去，就叫人民大會堂吧。」 [5] 而人民英雄紀念碑也被設計成向天豎立的模樣，旨在與寬敞綿延的故宮對比，蘊含打破舊有封建主義的意涵。
[5] 毛澤東與北京城市建設，中國共產黨新聞網

被奪去的「中國」

天安門廣場就此被設計成容許大規模群眾聚集之地。民國時，北洋政府門戶新華門和市中心前門都是比天安門更熱門的遊行示威地點，但在1919年的五四運動中，為了對外國使館區示威，學生首次選擇了較接近使館區的天安門廣場。源自於五四的共產政權，又在廣場上舉行了開國大典、斯大林逝世追悼會、文革時的紅衛兵串聯等，使之成為中國獨一無二的象徵。

於是，學生佔領廣場幾近是奪去了國家：胡耀邦國葬不只是舉國悼念逝去的領袖，而是舉國要求目前的領導人作出改變；五四70週年不只是舉國紀念學生的愛國精神，而是舉國要求政權救國；儘管戈爾巴喬夫歷史性訪華，在機場上的歡迎大會不再是媒體的焦點，大家都在關心廣場上正在絕食的學生。解放軍在6月4日凌晨的清場行動，目標亦是重奪天安門廣場，及堵截清晨再度湧往廣場的市民。當廣場不再被佔據，運動也只能告終。天安門廣場是彰顯毛澤東時代政權合法性的工具，在不再高舉群眾運動、共產主義的改革開放時代，廣場也就為反政府運動所用。

兩個方面的不相適應

大學校園恰好地便利學生動員，天安門廣場恰好地便利群眾聚集，一切巧合都是由於舊時代的遺產不能適應新時代。空間不只補充了民運動員的基礎，也反映出八九民運爆發的時代脈絡——正如汪暉在《「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指：「（改革中的）國家依賴著過去的政治遺產和意識形態的統治方式，而這兩個方面的不相適應從不同方向上造成了國家的合法性危機。」

過去的制度和統治方式

「過去的政治遺產」與新時代的不相適應造就了上文指出的民運的四大動因：官員「尋租」、收入差距、個體商戶與官商的衝突、福利不足和通貨膨脹導致的社會不安。

譬如尋租，即是官員通過價格雙軌制以國家擬定的低價購入工業原材料，然後以較高的市場價格賣予私人企業，從中牟取暴利。雙軌制之存在，便是由於政府仍然嘗試操控原材料的分配，以計劃供應管控經濟。新舊制度結合而造成的價格差距高達3600億美元，佔當年國民收入30% [6] 。
[6] 胡和元，1988 年中國租金價值的估算，《經濟體制比較》，1989 年第 7 期

除了制度遺產造成的貪腐，上文指統治方式的遺產也導致了不平等：「社會主義國家……以強制的和計劃的方式保護了城市與鄉村之間、不同經濟體制之間、不同地區之間的制度性不平等，在改革條件下……迅速轉化為階級、階層和區域的收入差別。」據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的統計，農民與鄉鎮企業職員的收入差距為1-2倍；與商業、服務業人員的差距為2-5倍。而東、中、西部農民的收入差距亦愈加增大，他們在1993年收入分別是1400元、800和600元 [7] 。社會不平等由此而生，人民因而走上廣場。
[7]《中國居民收入分配研究》(1994)，中國社會科學院出版

價格雙軌制、巨大的收入差距並非市場化改革的必然結果。但當過去的制度和統治方式遺留了下來，這些問題便恰好出現於1989年的中國，從而積壓了巨大的社會不滿。

過去的意識形態

通貨膨脹、物價飆升、大學生薪酬貶低等種種問題，在意識形態遺產的影響下，變得更不可接受。民運中有工人舉起毛澤東的畫像，或多或少展現了對社會主義平等、生活「穩定」的懷念。過去的意識形態在此時「轉化為一種批判性的動員力量。」而趙鼎新在《國家·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指，這些意識形態遺產還包括了舊時代的群眾動員方式、「馬克思主義教育模式」賦予的「烏托邦情懷」、和對民主制度的民粹主義理解。它們不只導致了八九民運的爆發，甚至決定了民運激進、理想的色彩。

導致八九民運的社會問題在其他國家中不同的歷史階段都出現過，但正正因為中國社會的意識形態遺產，這些問題才嚴峻得足以在1989年動員了整個國家。

歌聲將來是你的挽歌

在這樣的脈絡下，我們便不難理解這些社會問題為何出現、為何嚴峻得可以動員一百萬人佔領廣場。皆因在改革中的中國，資本主義是「還沒有熟的一個果子」，她還殘留著毛澤東時代的記憶，於是「一口吃下去，甚至於連嚼都沒嚼就嚥下去，嚥下去以後發現肚子痛。」李志的《廣場》在主旋律前插入了韓東方的這段話，而該曲中這句詞也可對應政權而言：「如今這個廣場是我的墳墓，這個歌聲將來是你的挽歌。」

當然，他真正要說的是在歷史的推演和衝突下，似乎絲毫無法掌控自己生命的人民：

一直預感著有一場災難要來的，
可來的太快，
而且紮紮實實的就落在我頭上，
是我最怕生事的人的頭上，
它奪去了我最心愛的兒子。

—— 丁子霖

後記

本文大部份觀點來自於趙鼎新的《國家 · 社會關係與八九北京學運》(2007)和汪暉的《「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根源及其批判——再論當代中國大陸的思想狀況與現代性問題》(2001)。趙鼎新一書討論民運爆發的社會結構，汪暉一文則提供了宏觀的歷史脈絡。我嘗試將當中的一些看法扣連並加以補充，推薦看完特刊仍意猶未盡的朋友看看這兩個資料。韓東方的那段話來自紀錄片《天安門》，也是了解八九民運很好的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