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經濟圈——借鑒國際消費者運動

文：梁日恆

半年前，我們外出吃飯，想到甚麼便吃甚麼，當然也會考慮價錢。但到了今天，很多人消費前或許會滑一滑電話，看看有那一間是黃店，再下決定。這意味著不少人開始將自身重視的價值反映在消費上，將支持運動、認同民主自由的店舖視作消費的優先選擇，而非僅考慮成本效益。這種「黃色經濟圈」的想法體現出一種公民意識啟蒙，人們會關心自身與社會的關係，並希望透過日常消費改變社會、彰顯公義。這種將抗爭融入生活的想法在城內蔚然成風，可以說運動帶給我們的也是一種思想上的革命。

黃色消費的美好願景

為配合黃色經濟圈，有人提出不同方法來鼓勵黃色消費，例如「米豬連」貼紙文宣、「Wolipay」透過手機軟件，以地圖形式展示相關店舖，建立認證機制將店舖及企業分作黃藍。如「和你Eat」便為大眾區分黃藍店，並設有報料機制予人們提供區分黃藍店的依據，亦容許消費者報告座位情況以判斷店舖客人流量，鼓勵人們「懲罰」告急店舖。觀乎社會現況，亦可見不少著名黃店門庭若市，反觀藍店似乎少了不少客源。不過現時黃色經濟圈的涵蓋行業主要是餐飲及零售，其他如網購平台（光時）、廣告設計及婚禮籌辦領域也有黃店分類。

而說到其抗爭成果，卻是眾說紛紜，這可歸因於這種本土經濟圈的概念對香港民主運動可以做到的多方面潛在貢獻。最簡單的效果，便是黃圈本身為運動支持者帶來鼓舞。例如我們在黃店消費時，較少機會聽到有人支持警察濫捕，在過程中享受更好的消費體驗。而鼓勵黃店聘請手足亦為抗爭者提供經濟支援，加強同路人的團結及歸屬感，為運動提供動力。這種溫和並具影響力的生活抗爭模式發展下去，更可擴大支持聲音，甚至吸納更多人。

黃圈意圖達到的更長遠目的，可說是希望能撼動過往不公義的政治經濟結構，重建理想的群體生活模式。嶺南大學文化研究系副教授許寶強便認為過去香港「在壟斷的功能團體政治結構底下，導致經濟生活都被壟斷，連鎖店愈來愈多，市民的選擇減少」，黃色經濟圈正可「徹底反思過去香港的政治經濟生活不合理之處」。

誠然，昔日政府與商界財團為一丘之貉已非新鮮事。這些財團壟斷生活各領域，影響力甚大。他們為政權維穩，亦掌控選擇特首的權力，無疑屬建制一部份。「黃色經濟圈」出現之前，「藍色經濟圈」早已將整個香港牢牢籠罩。

若黃圈發展成熟，或許便可在這藍紅混雜的紫色籠牢破出一個缺口，讓香港人奪回一些生活自主權。而在政治上，黃圈經濟影響力壯大亦可劍指議會政治，如有助奪取飲食界及勞工界等功能組別議席，增強普選陣營在立法機關內的政治力量。

香港現實的限制

但這種消費抗爭進路的可行性及成效亦有不少爭議，究竟黃圈是否真的能帶來如此宏遠的美好願景？似乎仍因各種現實制肘而成未知之數。確如施永青等反對者所言，現階段因黃圈首當其衝的是藍色小店，而非那些樹大根深的大財團及中資集團。對他們而言，壟斷的業務已非可透過罷買便能抵制。就如電力供應被中電及港燈壟斷，兩電在當下局勢仍宣布加價，縱然大公文匯報也對其撰文批評，亦無阻兩電的新電費安排。

即使不說這類天然壟斷的行業，諸如房地產、交通及商業服務等產業皆非輕易能被黃色經濟圈所影響。他們的根基無法輕易被動搖，也就難以透過對他們施壓，從而間接地讓政權受壓。故此，當抵制這些財團才是本土經濟圈得以成功的重要因素，單憑本土力量似乎難以影響香港政經結構。再加上這種消費者運動的持續性，很大程度建基於人們的自發性，若長期動機不足，亦會功虧一簣。

若要達至更宏遠的目的，本土經濟圈便需要有進一步的影響力。

良知消費：當一個Ethical consumer

國際上出現消費者運動絕非罕事，早於九十年代，已有良知消費者運動（Ethical consumer movement）。倡議者意識到每個消費行為都會影響到社會上乃至世界上的其他人，例如因廉價而購買血汗工廠的商品變相鼓勵生產商剝削壓價。

因此，消費行為本身便具有道德價值。而消費者的傾向亦確能對企業營運模式乃至社會帶來改變，如甘地也曾透過自製食鹽、自行織布等方法抵抗英國，得到國際關注；馬丁路德金也曾呼籲罷搭公共交通工具，以逼使政府取消種族隔離政策。

一些鼓勵良知消費的網站或雜誌，例如Ethical consumer （www.ethicalconsumer.org）為使消費者能更準確地知悉不同品牌及企業的生產過程是否合乎道德，設有嚴格的評分機制。由於生產道德涵蓋議題眾多，例如動物權益、環境污染及勞工權益等皆涉及生產過程，故此不同評分類別包括環境（生產有毒物及影響氣候變化等）、人類（人權及有關軍事支援等）、動物（生物測試及動物虐待等）、政治（杯葛運動號召及具爭議科研等）及可持續發展。每項被評分的品牌皆被評為0至20分，越低分表示其生產過程越不道德。每個品牌皆有一定底分，再依其違反道德議題的行為扣分。相反，若有研究及專業報告等證明該品牌符合有機生產等嚴格道德要求，也可得到額外分數。

Ethical consumer 會列明其扣減及增加分數的原因，有些像「和你Eat」軟件中會列明判斷黃藍店的原因。而加上評分機制，正正可吸引企業及品牌在生產過程中減少不道德行為，甚至為環保及人權等議題作出更多貢獻。反觀香港，我們在分辨黃藍店時似乎也可加上類似的評分制度，先定下黃店行為的範圍，再透過加分機制來辨識黃店的程度，並呼籲消費者光顧更高評分的店舖，以鼓勵藍店轉黃，黃店更黃。

其實整場黃色消費運動亦應扣緊良知消費的概念。常說「黃藍是政見，黑白是良知」，但難道黃藍便真的與良知無關？政治立場本身便與道德相關，這場大型公民運動便是源於對政權不公及警察濫暴的義憤而起，而這埸消費運動的興起亦是公民關心社會公義的覺醒。社會公義不只限於政制，亦涉及上述良知消費的各個議題，正如聘請義士之餘，亦應要求黃色企業重視勞工權益。

「黃色」不單指反對政權及警察，更應是公義感與良知的體現。

正如 Ethical consumer 中也將政治杯葛視為合理的良知消費類別，若我們能在評核機制中納入其他道德議題，例如合乎道德生產要求的黃店，可得到額外分數，受更大程度的支持，則可牢牢加強黃色經濟圈的道德形象，強調黃色為道德、盲目撐警為不道德，在社會上帶來更大的號召力。這種進路亦可為運動帶來長遠動力，將人們消費時顧及道德的做法慢慢養成習慣，而非只為一時的政治問題才自發消費黃店。此舉甚至可把黃色經濟圈推出國際，號召更大規模的國際性杯葛，抵制打壓自由的中資企業。以上正是巴勒斯坦號召國際社會「抵制、撤資、制裁」以色列的國際戰線策略。

以巴危機的啟示「抵制、撤資、制裁」運動（BDS）

另一個較為接近香港的杯葛運動便是巴勒斯坦抗衡以色列的「抵制、撤資、制裁」（BDS）運動，這場運動由巴勒斯坦的公民社會發起。而事實上，這場運動並非只有消費杯葛，更是涵蓋多面抗衡以色列政治及軍事打壓的策略。

這場運動始於 2005 年，以巴衝突已有悠久歷史，而運動向以色列政府施壓，意圖使以色列遵守國際法、停止佔領巴人土地、尊重巴勒斯坦人的公民權及容許巴國難民回歸故土。根據 2015 年美國軍事情報智庫蘭德公司的分析，若 BDS 運動持續十年，以色列經濟損失則將近五百億美元。

BDS 呼籲消費者不要購買以色列的商品，尤其是從非法佔領區出產的產品。而除了這種消費上的杯葛外，運動亦要求各國資本從以色列撤資，就如 2014 年荷蘭退休基金巨頭 PGGM 便宣布因以色列佔領約旦河西岸地區，從以色列最大的五間銀行撤資。同年，挪威財政部亦因道德理由停止對兩所以色列基金投資。

另外，BDS 亦在學術及文化上杯葛以色列。他們批評以色列的大學經常協助研發軍事科技以打壓及監控巴勒斯坦，並試圖合理化以色列政府的惡行。而以色列亦以其文化產業作政治文宣為其暴行洗白。因此 BDS 呼籲國際在學術上拒絕與以色列學校作交流，並要求文化工作者取消與以色列相關的文化活動。而此舉亦引來各國極多學術機構及文藝界的響應。

相對巴勒斯坦，以色列有較強的經濟及軍事實力，單憑巴勒斯坦一國的經濟杯葛未必能有效影響以色列。因此，BDS 不單是一項地域性的運動，而是國際性針對以色列非法壓迫巴勒斯坦的抗爭運動。BDS 基於普遍人道原則，不僅反對以色列的暴行，更反對國際間不同形式的種族主義及歧視，例如歧視黑人及同性戀等。

運動支持者積極地與其他國家的民權、社會運動連結，不僅擴大國內不同群體的支持，更得到國際上極大的輿論認可。正如 2016 年，美國的 Black Lives Matter 「黑人的命也是命」運動便高調支持 BDS 運動，並批評美國政府為以色列提供軍事援助，要求美國政府停止協助以色列種族屠殺。而陸續亦有不同國家的平權組織為 BDS 聯署，對以色列政府造成更大壓力。

對於香港而言，中國對香港的政治干預及打壓亦應受到國際制裁。雖則國際戰線亦使很多國家聲援香港，在各方面協助抵制。但尚未有如 BDS 般的國際性消費、學術及文化杯葛。我們進一步可以做的，可能是透過釐清不同中資企業各種違反人權及國際標準的行為，向國際不同群體連結，甚至將抵制不義的中資企業納入其活動平台，使國際上不同持份者皆能為此出力。另外，香港區分黃藍店舖的手機軟件亦可加設外語模式，更可發展成網站，使香港旅遊的外地客人能參與其中，而國際消費者亦可以此判斷甚麼企業財團的商品應予以抵制。

運動以來常說要 Be Water，這信念放於黃色經濟圈的實踐上同樣有意義。現時黃色經濟圈只是部份行業的消費運動，但「海納百川，有容乃大」，若要擴大它的影響力，在形式上，我們不單要將黃色消費擴延至本土不同領域，更應將黃色消費扣連至道德層面，增加其持續性與動員力。而在範圍上，亦不應只局限於本土地域性的杯葛，應積極地對外推廣，擴至國際性的黃色抵制，以抗衡龐大的中資及大財團力量，真正撼動這些造成香港政治經濟不公義的始作俑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