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灣區之於中國 不過是為勢所迫

| 在被粉飾得欣欣向榮的大灣區背後，還隱藏著一個危機四伏的大灣區

文：迷路的鴿子

若從香港的角度出發，「粵港澳大灣區」規劃的用意不言而喻。《框架協議》、《規劃綱要》等官式文件和講話接踵而來，北京分明是在積極、主動地推動一個中港融合大計。但如果我們從國家的視角出發，思考中國為什麼需要一個區域分工、產業升級的城市群計劃，我們會發現北京的角色其實一點也不主動：大灣區規劃不過是在急忙地補救中國一直以來在堆積的問題，包括經濟增長放緩、政治體制危機，和因依賴土地的發展模式而不斷堆疊、深化的社會矛盾。

大灣區之於香港，固然是為了進一步的統合，似乎勢在必行。大灣區之於中國，卻不過為勢所迫。北京既然被動，在被粉飾得欣欣向榮的大灣區背後，當然還隱藏著一個危機四伏的大灣區。

遭遇瓶頸的改開動力

自改革開放以來，中國一直被壓抑的龐大勞動力、消費需求及土地資源逐漸被釋放出市場。中國每年的國民生產總值(GDP)增長都達到雙位數字。但當中產階級逐漸成形，這股經濟動力也終於遇到瓶頸。中央政府逐年調低增長目標，由「保十」到「保八、保七」，官方公布的數字也終不再達標，從曖昧的 6.9%，到去年只有 6.6%，創 28 年新低 [1]。這個水平與柬埔寨、寮國等地相若，比印度的 8.2% 要低得多 [2]。中國社會科學院發佈本年度《經濟藍皮書》，預測下年的增長將跌至 6.3%。

事實上，這個數字可能還要低得多。去年年底，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家向松祚以「四十年未有之大變局」為題發表演講，指中國真實的 GDP 增長其實只有 1.67%，甚至已經是負值。演講在網絡上流傳一時便迅速被屏蔽。這樣的增長與日本、法國的 1.5% 相若，卻已比不少已發展國家低，如盧森堡、美國也有 4% 的增長率 [2]。經濟困境下，中國企業招聘需求大幅下降 53%;倫敦政策諮詢公司 Fathom Consulting 指，中國失業率已達到 12.9%;花旗銀行的《2019 年經濟展望報告》甚至，中國出口可能會進一步減半，造成 440 萬人失業 [3]。

其實，早於 2016 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已在《中國經濟增長報告》中指出，中國正在面對「中等收入陷阱」，即人均國民收入達到六千至一萬美元後，國民經濟就會停滯不前。如東南亞、拉丁美洲的國家，在 1970 年代就踏入中等收入階段，但到現在仍停留其中。《報告》認為，中國要跨過高收入國的門檻，必須「形成新的增長潛力」，關鍵在於「可持續的城鎮化」。這份報告發表後的幾年，中國就大力推動以城市群為主軸的新型城鎮化。大灣區正是其中一環。

放緩、甚至已經停滯的經濟增長在「績效型合法性」下，對中共的管治來說十分關鍵。社會學家趙鼎新在《國家合法性和國家社會關係》中提出，國家合法性的來源只有三項：通過價值承諾的意識形態型、通過提供公共服務的績效型、和通過普遍被接受的領導選拔程序的程序型。一般國家會混合三種合法性，但中共缺乏民主選舉，社會主義的承諾亦早已破產，於是單單依靠績效作為合法性基礎。換句話說，中國經濟發展、民生治理一旦崩潰，尤其當年輕人面臨失業，1989 年那場大型社會運動便很容易重演，直接動搖中共的執政，以及整個黨國體制。

城市群，讓生活更美好

在這樣的背景下，大灣區對中共而言其實十分必要。所謂的大灣區規劃，本質上就是政府以國家政策，支持並協調珠江三角洲的城市朝著高端產業的方向發展經濟。具體而言，這些政策包括加強城市間的交通運輸、信息網絡、能源供應等基建。另外，還包括因應每座城市的既有優勢，設定獨特的發展方向。譬如香港發展成金融、貿易、航運中心;深圳著重創新科技;澳門則聚焦旅遊業。

在北京的指示下，珠三角的城市便不會惡性競爭，甚至可以互相配合，促進整個灣區，而非自身城市的發展。譬如以往香港、深圳和珠海市政府都打算推動金融貿易，導致互相競爭、消耗資源;但被納入大灣區規劃後，缺乏土地產能的香港企業，可以使用大灣區其他地方的土地資源;缺乏金融貿易渠道的內地企業，又可以使用香港的優勢，城市全部服務於國家的經濟增長。

同時，大灣區也是城鎮化的催化劑;而城鎮化一直都是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來源。常言中國經濟有「三駕馬車」：內需、外資和出口。對於九百六十萬平方公里的中國而言，最主要的增長來源莫過於內需中的國內固定資產投資——也就是房地產和基礎建設，亦即城鎮化。這點體現於伴隨著高增長而出現的、誇張的過度建設。譬如鄂爾多斯康巴甚新城、鄭州鄭東新區等「鬼城」;和在負債五萬億的情況下，仍然在中西部沙漠地區不斷興建的高鐵 [4]。

縱觀大灣區的城市，除了深圳、廣州、香港等地的城鎮化率(即城市人口佔常住人口比例)達 90-100%外，肇慶、江門等地的城鎮化率都徘徊在 50-60%，與全國平均水平相若。兩地的市區佔總面積比例都在19% 左右，尚有極大的城鎮化潛力 [5]。在大灣區的協調和推動下，些地方都將會容納更多城市人口，建設更多工廠、住宅、交通樞紐等，無疑是加速了城鎮化。中國目前的城鎮化率為 58.5% [6]，若按每年1.4% 增長、80% 為飽和的標準推算，中國的城鎮化將在 15 年後飽和，即 2034 年。而 2035 年，正正是《綱要》中完成整個大灣區建設的目標。

傾注了總書記的大量心血

大灣區除了是針對經濟增長瓶頸對症下藥外，還是一個針對政治危機而開的藥方。去年三月，習近平修憲取消國家主席任期限制，一方面封鎖了受《八二憲法》保障的黨內權力流動機制，野心家再無法「輪凳仔」般等待在位者任期屆滿，只能通過血腥的政治鬥爭奪權。另一方面，習修憲後獨攬大權，堪比「皇帝」，令前文所述的績效型合法性由中共的績效，轉變成習一人的績效。若人民不認同習，民間和黨內都很容易立即與習對峙 [7]。

於是，與 1992 年鄧小平南巡的用意相似，大灣區務求讓人民實在地感受到經濟增長，並將發展歸功於總書記。

若我們仔細了解大灣區的地理範圍，不難發現規劃中的九個城市——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東莞、中山、江門、惠州、肇慶、和港澳特區——其實與一直存在的珠江三角洲城市群重疊。唯一的差異在於，「珠三角經濟區」或「大珠三角」沒有囊括肇慶和惠州市下轄的鄉縣。山雨欲來的「粵港澳大灣區」，本身就是一種「造概念」的政治表演。虛無縹緲的經濟增長數字經過包裝後，成為了可以看見的電視畫面、可以參加的交流團，最終，是可以期盼的年份。

大灣區和同期發展的河北省雄安新區，罕有地得到了習近平的親自眷顧。大灣區建設領導小組辦公室強調，大灣區是由習親自謀劃、親自部署、親自推動，是為「三個親自」。雄安新區則由習「親自謀劃、親自決策，「傾注了習近平總書記大量心血」。其他由習近平「親自」落實的國策，只有「一帶一路」和APEC 等國際性會議，這兩個城市群於是被內地傳媒稱為習的「一號工程」[8]。

不論古今中外，都有君王創建城市的現象。不可一世的強權領袖，透過城市讓自己留名於世。如現於土耳其的伊斯坦堡，羅馬帝國時期稱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大帝創建。現位於埃及的亞歷山大港，由古希臘亞歷山大大帝創建。俄羅斯的聖彼得堡，由沙皇彼特一世創建。這個統在中國也不例外，毛澤東透過建國大典，使北京成為他的首都;鄧小平透過改革開放，使深圳成為他的經濟特區。自 2012 年上台以來，習近平處處展現超越毛、鄧的慾望。譬如提出「新時代」思想，以「中國夢」、「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等民族主義思想，嘗試凌駕、超越社會主義和市場化改革這兩套互相敵視，卻各自主導了三十年國家發展的論述。習掀起一場「造城運動」的司馬昭之心，可謂路人皆知：他希望使大灣區和雄安成為屬於他的城市群，在國家空間上奠定自己的歷史性地位。

在土地和人之間

當代中國的政治體制，除了面對習近平「新時代」的專權危機外，更重要的是其經濟發展模式一直在為自己的政權自掘墳墓。大灣區如此強調產業升級，是中共嘗試走出這個活埋坑洞的一步。

出於政治需要，中國經濟的巨輪被迫著不斷推進。中共必須配合資本家，不斷發展廣袤的農地，強行建設城市，藉此推出新的投資項目。然而，中國的經濟增長愈快，其實就有愈多農民的土地、居住了不知多少代人的家園，被地方政府強行沒收、搶奪，愈多「低端人口」被驅趕，愈多工人的基本人權被剝奪。而他們—工人、農民、低下階層—正正是共產主義最忠實的支持者。

中國特殊的社會主義記憶，令批判視野從來沒有退場，亦激化了低下階層對政權的反撲。社會主義制度本身，並沒有在 1978 年第十一屆三中全會消失，因為改革開放先在沿海和城市推行，再推展到內陸和農村。於是，當深圳、上海已經有外國直接投資、全私營企業的時候;東北的工人仍活在全民享有各種社會保障的時空之中 [9]。直至 2001 年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社會主義制度才完全從中國的土地上消失。中國距離社會主義制度的時空，其實只有短短 18 年。左翼的思想資源因而尤其蓬勃，時刻在批判著新自由主義的發展模式。以去年深圳佳士工潮為例，因為爭取成立工會而被解僱的工人，很快就得到全國各地的「毛派」支援。他們呼叫「工人無罪」、「工人階級鬥爭進行到底」，高唱《國際歌》，甚至舉起毛澤東的畫像示威。

以土地換取經濟的發展模式，無可避免會導致人的權利被踐踏。要減少土地和人的城鎮化之間的衝突，就只能脫離舊有的發展模式。於是，大灣區規劃企圖把京津唐、長三角、珠三角三大城市群中發展得最好的一個，導向先進製造業、金融科技等不依賴土地資源的高端產業。《規劃綱要》仔細地列出，大灣區要發展 5G 移動網絡、智能機械人、3D 打印、生物醫藥、醫學診療設備等產業。在新的產業結構下，經濟發展的來源由改造土地，轉變成人才、科技水平、貿易聯繫等，令土地和人的矛盾不再存在。

迫不得已，危機四伏

只要將《規劃綱要》和中國正在面對的危機比對，我們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見，大灣區完全是針對目前經濟增長放緩、修憲後的政治體制危機、和土地主導的發展模式導致的社會矛盾，而度身訂造的一套規劃。然而，大灣區畢竟只是珠三角，只能紓緩全國性的問題。但在這紓緩的過程中，卻又必然會產生其他危機——譬如大灣區的發展水平將遠遠拋離內陸鄉鎮，令改革開放下的城鄉、區域差異更大;又或強行將面向世界的香港，轉變成面向廣東省的香港，令全球性的城市對「北方帝國」的不滿逐漸加深。

飢腸轆轆的現代中國，終究吞下了那棵還沒有熟的果子。它的苦澀，比任何人所預想的還要深刻和持久。大灣區之於中國，是一塊棗紅的山楂餅：它能讓病人感到一陣甘甜，但其實連病人自己也清楚，甘甜只會令延遲的苦澀，更加切膚難耐。

[1] 〈中國經濟繼續放緩 2018 年 GDP 增速創 28 年新低〉，BBC 中文網
[2] “National Accounts – Analysis of Main Aggregates”， United Nations
[3] 〈中國經濟放緩是否嚴重：從數據看真實走向〉， BBC 中文網
[4] 〈交通運輸學者提醒中國高鐵債務全球第一〉，有線中國組
[5]《廣東統計年鑑- 2016》，廣東省統計局
[6] 〈中國城鎮化率提高到 58.5% 8000 萬人進城之後〉，新華社即時
[7] 〈若天命在吾——修憲築千里之堤〉，中大學生報
[8] 〈習時代的兩個「一號工程」 雄安與粵港澳真的不可兼得嗎〉，多維新聞
[9] 〈在新時代談論改革開放：南方不談政治，就是最大的政治〉，端傳媒

參考資料
1. 《粵港澳大灣區發展規劃綱要》，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政府、廣東省人民政府
2. 陳華康 (2018)《粵港澳大灣區城市群概覽》，香港城市大學出版社
3. 趙鼎新(2016)《國家合法性和國家社會關係》，學術月刊 2016 年第 8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