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月文化沙龍精彩內容
日期：二〇一七年一月十六日
題目：從金文與《詩經》看四言詩體的形成
主講人：陳致 教授
本次沙龍在香港城市大學樂聚坊舉行，由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陳致先生主講，題目為「從金文與《詩經》看四言詩體的形成」。陳致教授發現，西周金文大約在共王時期開始向韻文方向演變，而且傾向於使用四言句，其中不少語辭可與《詩經》對讀，如甚六鐘：「台夏台南，中鳴媞好」，便與〈小雅·鼓鐘〉之「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詞句相似，然此並非銘文直接引《詩》，而當理解為使用當時常見的成語、套語（formula words/expressions），又如「日就月將」即「日居月諸」等等，皆其例也。這些成語、套語之使用，對我們理解早期詩歌形成之歷史，極有幫助。陳教授簡單追溯了學界關於詩歌起源的研究，認爲目前頗爲主流的「詩歌源於民歌」，雖古已有之，但主要是在二十世紀以後因應特定的時代背景而取得其主導地位，此學説不但在中國有魯迅等學者大力提倡，西方漢學家如顧賽芬（Seraphin Couvreur）、葛蘭言（Marcel Granet）等亦從民歌選集、民俗觀念之角度審視《詩經》。然而，學界能找到的早期「民歌」史料，多係晚出，見於戰國至漢代寫成的子史著作之中，我們事實上並無真正可靠的上古民間歌謠史料。因此，西周中期金文中的韻文化現象，就非常值得注意；德國學者畢鶚（Wolfgang Behr）曾提出周初金文如天亡簋中已經出現韻文，但陳致教授指出，應區分有意識的韻文和無意識的押韻，四言詩體仍當在共王以後逐漸形成並趨向格式化。陳教授詳細分析了史牆盤、應侯見工鐘、逑鼎等銘文中的用韻情況，指出西周中期以降的金文有意改造成語，以成押韻之詩句，如逑鼎「逑萬年無疆，永寳用享」就是特意轉化成語「永寶用」，增一「享」字以便與「疆」為韻。由此陳先生進一步推測，〈周頌〉中不用韻的十一（一說十三）篇，當出於共王以前，而用韻諸篇，當係西周中晚期以後的作品。同時，周人音樂出於對商文化的反撥，僅用宮角徵羽，刻意不用商，四聲音階的音樂格式，亦可與四言詩之漸漸成形相呼應。以樂鐘銘文為例，可以較明顯地看到四言化和韻文化的趨向。西周晚期的樂鐘是以甬鐘為主，大部分甬鐘銘文都有入韻和詩歌化的傾向，典型的如厲王時期的宗周鐘（㝬鐘），開篇之魚合韻，中間陽韻東韻互用，結尾數句，真、質陽入對轉通韻，真文合韻，頗具韻律效果；宣王時期的虢季編鐘，不論成語之使用或是用韻，都與〈周頌·載見〉存在驚人的相似。宗周一帶的非鐘鎛類銅器銘文，亦有用韻（如虢季子白盤等）。比照西周金文與〈周頌〉諸篇，可見兩者都呈現了一個由無韻到雜韻，再到合韻通韻，全韻的發展軌跡，其發展又與音樂關係密切。總而言之，在西周中期，伴隨著音樂的使用和祭祀禮辭的發展，中國的四言體詩開始逐漸形成。 在座諸位先生就陳致教授的演講展開了熱烈討論。馮勝利先生指出，陳教授對四言詩體形成的考察，實際上已經觸及了詩之所以為詩之本質，語言何以成詩？人們是以韻腳造詩，抑或以節律造詩？在西周中期，與詩歌性質和押韻的演變相呼應，漢語的音節、聲調也出現了很大變化，不同角度的研究或能共同指向當時漢語的類型變化。這是詩歌史、也是語言學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張隆溪先生亦從詩歌定義的角度回應這一問題，指出西方對「詩」的定義主要就是節奏和規律性，而傳統上中國詩歌是強調字數和尾韻，陳教授的研究向我們揭示了，以韻腳為本的詩歌傳統在西周時期是如何逐漸形成的；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理解，可能會促成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寫。回應西方傳統中「詩」的定義，李歐梵先生提出了希臘詩的韻律問題。接下來，朱慶之先生和張健先生都從音樂的角度提問，張健先生指出，四聲音階與四言詩有何具體聯係，或可進一步説明，例如商代已有五聲音階，是否能推理出五言詩？音階、節拍和詩行字數（或音步數）之關係，很值得深入研究。張宏生先生從「功能」的角度，認爲可以考慮押韻背後的動因是甚麽，除了記誦的方便，是否還存在一種對語言美感的追求？劉笑敢先生結合自己研治《老子》的經歷，討論了四字句發展方面的疑問；翟志成先生則從方法學的角度，提出應如何處理材料可能不全的問題。浸會大學史亞當博士則認爲早期文學中祭祀、祝禱因素的作用很值得注意。 沙龍進行到一半，正在香港講學的葛兆光、戴燕二位先生也到場加入討論，大家談興更濃，從西周的詩歌與音韻又延伸到中古四聲出現之問題。戴先生從學術史的角度回顧了陳寅恪〈四聲三問〉「橫切」式的研究取徑，相對於傳統音韻學縱向演變的思路，乃是一個重要變化，其淵源當在西方比較語言學之影響；著眼内部漸變的傳統中國學者，與強調外部突變的西化派，形成近代學術史上雙峰並峙的有趣現象。馮勝利先生由此聯想到老一輩學者以「說」代「論」的寫作方式，張隆溪先生和張健先生又討論了現代中外學術界對「口頭文學」的研究偏好，隆溪先生指出，以「口頭文學」延長本國文學史，高遠其所從來，背後實有民族主義的問題，這種秘思成爲籠罩學術界的主流意見，並非幸事。 陳致教授因應各位學者的問題，一一討論，並補充闡述了自己對商周文學文化轉型的總體看法。參與沙龍的還有汪春泓教授、李貴生教授和張萬民教授，不少青年學者和研究生也到場聽講，諸位師長論學談藝，縱橫揮灑，不但帶來知識與研究方法上的啓迪，更以一種駘蕩灑落之學問氣象，令大家感動至深。
與會者合照
本次沙龍在香港城市大學樂聚坊舉行，由香港浸會大學中文系講座教授陳致先生主講，題目為「從金文與《詩經》看四言詩體的形成」。陳致教授發現，西周金文大約在共王時期開始向韻文方向演變，而且傾向於使用四言句，其中不少語辭可與《詩經》對讀，如甚六鐘：「台夏台南，中鳴媞好」，便與〈小雅·鼓鐘〉之「以雅以南，以籥不僭」詞句相似，然此並非銘文直接引《詩》，而當理解為使用當時常見的成語、套語（formula words/expressions），又如「日就月將」即「日居月諸」等等，皆其例也。這些成語、套語之使用，對我們理解早期詩歌形成之歷史，極有幫助。陳教授簡單追溯了學界關於詩歌起源的研究，認爲目前頗爲主流的「詩歌源於民歌」，雖古已有之，但主要是在二十世紀以後因應特定的時代背景而取得其主導地位，此學説不但在中國有魯迅等學者大力提倡，西方漢學家如顧賽芬（Seraphin Couvreur）、葛蘭言（Marcel Granet）等亦從民歌選集、民俗觀念之角度審視《詩經》。然而，學界能找到的早期「民歌」史料，多係晚出，見於戰國至漢代寫成的子史著作之中，我們事實上並無真正可靠的上古民間歌謠史料。因此，西周中期金文中的韻文化現象，就非常值得注意；德國學者畢鶚（Wolfgang Behr）曾提出周初金文如天亡簋中已經出現韻文，但陳致教授指出，應區分有意識的韻文和無意識的押韻，四言詩體仍當在共王以後逐漸形成並趨向格式化。陳教授詳細分析了史牆盤、應侯見工鐘、逑鼎等銘文中的用韻情況，指出西周中期以降的金文有意改造成語，以成押韻之詩句，如逑鼎「逑萬年無疆，永寳用享」就是特意轉化成語「永寶用」，增一「享」字以便與「疆」為韻。由此陳先生進一步推測，〈周頌〉中不用韻的十一（一說十三）篇，當出於共王以前，而用韻諸篇，當係西周中晚期以後的作品。同時，周人音樂出於對商文化的反撥，僅用宮角徵羽，刻意不用商，四聲音階的音樂格式，亦可與四言詩之漸漸成形相呼應。以樂鐘銘文為例，可以較明顯地看到四言化和韻文化的趨向。西周晚期的樂鐘是以甬鐘為主，大部分甬鐘銘文都有入韻和詩歌化的傾向，典型的如厲王時期的宗周鐘（㝬鐘），開篇之魚合韻，中間陽韻東韻互用，結尾數句，真、質陽入對轉通韻，真文合韻，頗具韻律效果；宣王時期的虢季編鐘，不論成語之使用或是用韻，都與〈周頌·載見〉存在驚人的相似。宗周一帶的非鐘鎛類銅器銘文，亦有用韻（如虢季子白盤等）。比照西周金文與〈周頌〉諸篇，可見兩者都呈現了一個由無韻到雜韻，再到合韻通韻，全韻的發展軌跡，其發展又與音樂關係密切。總而言之，在西周中期，伴隨著音樂的使用和祭祀禮辭的發展，中國的四言體詩開始逐漸形成。 在座諸位先生就陳致教授的演講展開了熱烈討論。馮勝利先生指出，陳教授對四言詩體形成的考察，實際上已經觸及了詩之所以為詩之本質，語言何以成詩？人們是以韻腳造詩，抑或以節律造詩？在西周中期，與詩歌性質和押韻的演變相呼應，漢語的音節、聲調也出現了很大變化，不同角度的研究或能共同指向當時漢語的類型變化。這是詩歌史、也是語言學史上的一個重大問題。張隆溪先生亦從詩歌定義的角度回應這一問題，指出西方對「詩」的定義主要就是節奏和規律性，而傳統上中國詩歌是強調字數和尾韻，陳教授的研究向我們揭示了，以韻腳為本的詩歌傳統在西周時期是如何逐漸形成的；對這一問題的深入理解，可能會促成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寫。回應西方傳統中「詩」的定義，李歐梵先生提出了希臘詩的韻律問題。接下來，朱慶之先生和張健先生都從音樂的角度提問，張健先生指出，四聲音階與四言詩有何具體聯係，或可進一步説明，例如商代已有五聲音階，是否能推理出五言詩？音階、節拍和詩行字數（或音步數）之關係，很值得深入研究。張宏生先生從「功能」的角度，認爲可以考慮押韻背後的動因是甚麽，除了記誦的方便，是否還存在一種對語言美感的追求？劉笑敢先生結合自己研治《老子》的經歷，討論了四字句發展方面的疑問；翟志成先生則從方法學的角度，提出應如何處理材料可能不全的問題。浸會大學史亞當博士則認爲早期文學中祭祀、祝禱因素的作用很值得注意。 沙龍進行到一半，正在香港講學的葛兆光、戴燕二位先生也到場加入討論，大家談興更濃，從西周的詩歌與音韻又延伸到中古四聲出現之問題。戴先生從學術史的角度回顧了陳寅恪〈四聲三問〉「橫切」式的研究取徑，相對於傳統音韻學縱向演變的思路，乃是一個重要變化，其淵源當在西方比較語言學之影響；著眼内部漸變的傳統中國學者，與強調外部突變的西化派，形成近代學術史上雙峰並峙的有趣現象。馮勝利先生由此聯想到老一輩學者以「說」代「論」的寫作方式，張隆溪先生和張健先生又討論了現代中外學術界對「口頭文學」的研究偏好，隆溪先生指出，以「口頭文學」延長本國文學史，高遠其所從來，背後實有民族主義的問題，這種秘思成爲籠罩學術界的主流意見，並非幸事。 陳致教授因應各位學者的問題，一一討論，並補充闡述了自己對商周文學文化轉型的總體看法。參與沙龍的還有汪春泓教授、李貴生教授和張萬民教授，不少青年學者和研究生也到場聽講，諸位師長論學談藝，縱橫揮灑，不但帶來知識與研究方法上的啓迪，更以一種駘蕩灑落之學問氣象，令大家感動至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