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爆發的反修例運動風波火勢不止，被捕人數已逾二千人，數目有增無減。8月11日，有54人在被捕後，被押送至接近深港邊境位於文錦渡的新屋嶺拘留中心。大部分被捕人士被拘留超過12小時，有些被捕人士在無律師的陪同下即被安排錄口供。一眾律師縱使在閘外守候仍無法進入，會見被拘留超過12小時的被捕人士，讓新屋嶺發生的事更加難以追溯、令人畏懼。
日出日落，奔波於拘留中心和警署之間，不斷碰壁卻仍努力為被捕人士提供法律支援的，正是黑夜中的守護者——義務律師。
記者│谷蘇瑩 盧文樂 編輯│伍珍珍 攝影│谷蘇瑩
8月12日，事務律師林洋鋐接到在新屋嶺現場的律師電話，得悉被扣押在此的被捕人士超過12小時仍未能會見律師，於是他立馬驅車趕至新屋嶺現場。他稱當日凌晨12點早有四名律師抵達拘留中心要求會見被捕人士，可警方卻以「沒有房間」為由不安排會面，幾名律師在門外等候三、四小時後，唯有離去。早上八時，律師們再度提出會見的要求，卻仍不獲接受，於是便通知了林洋鋐律師。林到場半小時後，警方才逐漸安排被捕人士與律師會面。
林洋鋐形容，新屋嶺拘留中心是一個重門深鎖的地方——外邊的閘門和拘留中心的主建築物相距幾百米，律師遭拒閘門之外，警方甚至不讓律師接近建築物。他憶述值日官告知他拘留中心內沒有房間，即使入內也需繼續等待。他從過往經驗判斷，扣押中心內不可能沒有房間，所以批評這個理由荒謬和不能接受，而且沒有任何法例規定律師不能接近扣押中心。
這種做法非常離譜，十幾個小時，怎可能不讓一個未夠18歲的被捕人士去會見律師和家人呢？警方這些做法令人擔憂。
進入拘留中心後，他發現警方所言非事實，實際上有不少空房可供使用，但部分被捕人士在律師到達前，就已被錄取口供，當中包括林負責的三名被捕人士。律師指出這樣會導致被捕者在不知道自己應有的權益下被拷問，或者受到不公平對待。另外，因為等待會面的時間過長，一名年僅15歲的被捕人士，在下午三點仍無法會見其家長。他批評道：「這種做法非常離譜，十幾個小時，怎可能不讓一個未夠18歲的被捕人士去會見律師和家人呢？警方這些做法令人擔憂。」
警署沒有被捕人士紀錄 律師四處奔波尋找
林洋鋐又指，《警察通例》規定被捕人士必須被帶往被捕地方所屬分區，並在警署內留有被捕紀錄。但這次拘捕行動中，被捕人被直接送到新屋嶺，警署沒有紀錄，令他們的行蹤無跡可尋，這不符警方過往做法。如此情況下，他和一眾律師也只能靠經驗和估算，輾轉奔波於各間警署，拿著被捕人士名單去逐一確認。他舉例稱，若被捕人士於銅鑼灣被捕，律師就會猜測他位於港島，於是他們就要從西環、中區、金鐘、灣仔、北角等多間警署一路尋找，沒有被捕記錄令他們耗費不少時間，亦令人手因此出現不足。
林洋鋐不管是等待出發幫忙的間隙，還是不須出動的夜晚，都一直關注著前線的直播，心情往往為之牽動。儘管勞累，他卻沒有怨言：「我們現在做的事，不是喜不喜歡、中不中意、憤不憤怒，而是重不重要。」他認為，警方不按規矩行事，拖延律師會見被捕人士的時間，令被捕者權益不受保障，會威脅長時間以來建立的社會制度。因此，義務律師現時的工作至關重要。
穿著西裝吸催淚煙 新屋嶺陋室難保隱密
現年27歲的事務律師陳信忻是民權觀察義務律師的一員。8月11日，她也曾到訪過新屋嶺拘留中心。她表示現場有空餘房間能用作會面室，她亦曾要求警方提供並開放這些房間，惟遭拒絕。警方起初提供給律師與被捕人士會談的，是一間完全敞開房門的房間和一間隔音效果不佳的狹窄茶水間，她認為這種環境令警員可隨時聽到她和被捕人士的談話內容，令被捕者說話有顧慮，這種情況不甚理想，後來連茶水間都不能用。
她又說，許多被捕人士甚至是在會見律師時才知道有《羈留人士通知書》，警方發給被捕人士的通知書上，會列出被捕者應有的權益，但警方卻沒有即時把通知書給予被捕者，變相是在剝奪他們擁有的權益。
沒辦法，我們只能被迫吸催淚煙，站著門外默默地流著淚等候。
8月5日，天水圍警署外發生警民衝突，陳信忻剛步出法庭就得悉這個消息，她馬不停蹄趕往現場，甚至都來不及換下套裝皮鞋。晚上七點多，剛抵達天水圍警署的她放眼望去地上全是雞蛋殼、磚頭和石頭，現場環境混亂不堪。其後，她向警署要求會見被捕人士，警員核對律師們的證件後，卻遲遲不許他們內進。她稱警方核實律師資料雖然只是例行程序，但這個程序卻像是被刻意地延長了。與此同時，警方突然在警署外施放催淚煙，彈頭掉落在行人路上冒出濃煙。當時她與同行的律師都是剛上完庭，身穿西裝皮鞋，沒有頭盔口罩。她略顯無奈地說：「沒辦法，我們只能被迫吸催淚煙，站著門外默默地流著淚等候。」
陳信忻六月至今已會見過約60多位被捕者，向他們提供法律支援，有需要時亦會代表他們上庭。她稱，最忙碌的時候，從早上六點至晚上七點不間斷地面見被捕者，這些都令她疲憊不堪。
警疑似刻意刁難律師工作
警署探訪被捕人士，一般由事務律師去做，但現時常有大規模拘捕事件，導致事務律師人手不足，所以事務律師會轉介大律師跟進被捕者情況。據42歲的大律師蘇俊文反映，他覺得現時警方對律師的敵意很大。他曾在有事務律師行的職員陪同、合乎法律規定的情況下要求會見被捕人士，仍遭到警員的阻攔。那時已是凌晨三點，警員卻要求他打電話給事務律師核實其身分。他說：「其實他這個做法好荒謬，你怎麼知道電話那邊是不是真的律師呢？」
其實他這個做法好荒謬，你怎麼知道電話那邊是不是真的律師呢？
另外，他在8月6日亦到訪過新屋嶺要求會見被捕人士，他於晚上九點到達，卻一直被拒於閘門外，直至夜晚十一點，才獲准內進會見被捕人士。他形容，等候中的兩小時都是在「餵蚊」。當他會見被捕人士時，他與被捕人士會談不過十分鐘左右，即遭態度不禮貌的警員以「還有很多其他被捕人士在等候」的理由催促他加快會面速度，疑似刻意限制他與被捕人士會面的時間。
前線律師奔走不斷 後勤部門通宵達旦
民權觀察義務律師團於2014建立，發展至今召集了130多名義務律師，其中反修例運動後新加入的律師佔了約50名。而整合被捕人士信息、將律師和案件配對、與其他律師組織協調避免重複案件等工作，靠的是律師團幕後的後勤部——秘書處的統籌。
25歲的戴穎姿是法律系在讀學生，因為還未正式取得律師資格，所以不能進行法律探訪，但她還是想略盡綿力，所以肩負起律師團後勤部的工作。她說自己自6月11日起已開始建立數據庫，整理被捕人士信息，亦會安排律師到警署找被捕人及通知其家人。但隨著示威活動愈演愈烈，秘書處也漸漸需要增添人手。現時秘書處共有八位成員，大部份為法律系的在讀學生。戴穎姿說被捕人士在被捕後的48至72小時是律師團隊最繁忙的時候，亦是秘書處需要爭分奪秒的時段。
她憶述最高峰的時候，秘書處曾在一晚之內收到超過200個被捕人士求助，她們需要連夜更新數據庫並安排律師到警署會見被捕人士，整個團隊都不眠不休，她本人亦連續兩晚通宵工作。致電通知被捕人士的家長時，她曾被對方破口大罵，用難聽的口吻責問道：「你們以為這樣幫人很正義嗎？」霎時間她心情複雜，需要深呼吸才能冷靜下來，自己明明耗費心力義務幫助被捕人士卻遭受無故指責，身心疲憊卻還要安撫這些不理解自己的親屬。經手過無數個案，她說自己：「一輩子都不會忘記2019年的這個夏天。」
四位律師都承認，自己能做的非常有限。在他們眼中，歸根究底，只有政府才能恢復法治社會。運動發生至今，義務律師在百忙之中已逐漸掌握工作和生活間的平衡，亦習慣了四處奔波的夜晚。但只要示威活動一日未停，他們向被捕者提供法律支援的工作也會一直繼續下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