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9期 2016年10月
撰文:何兆斌/編輯:葉菁華
大綱:
- 普及文化不是什麼?
- 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普及文化
- 千禧後本地普及文化新氣象——以「毛記電視」為例
- 香港信徒少慎思明辨普及文化
- 在福音亮光中閱讀時代的記號
- 普及文化提供再思福音元素的契機——從電影《十年》說起
- 與普及文化打交道,以文化耕耘為土壤
……雨傘運動看來達不到成果,在政治上真理確實是往往敵不過強權的。然而,發自每一個個人心靈的觸動,卻會在文化上結出果實。政治是一時的,文化是長遠的。香港政治很難在一時之間有改變,而長期作文化耕耘卻可以潛移默化地影響世道人心,為政治的改變奠立社會意識的基礎……
一些文化果實儘管很難說是傘運催生,但傘運使這些文化活動有了羣眾基礎。最明顯的就是本土文化再次冒起。電影《十年》的產生和掀起風潮,打破了電影界一面倒向大陸市場的局面,《十年》獲金像獎顯示香港電影界開始回魂,知道立足本土才能真正吸取到藝術的營養……[1]
李怡
「文化」(culture),是英文裏兩或三個最複雜或難懂的詞彙之一。[2]
Raymond Williams
我對『普及』(popular)的疑問,差不多與『文化』一樣多。[3]當你把這兩個詞彙放在一起,遇見的困難,可以是相當可怕的。[4]
Stuart Hall
雖然「毛記電視」引起的關注已經減退,5月的「萬千呃like賀台慶」比起今年年初的「勁曲金曲分獎典禮」的表現相對遜色[5],但它以二次創作及戲謔的方式或明或暗諷刺時弊,早已深入民心,引起廣泛共鳴。
電影《十年》,原是獨立電影,不隨主流商業電影的經營模式。但因為種種原因,電影成為城中熱話。它拿到香港電影金像獎「最佳電影」後,大部分有關頒獎禮的新聞,都集中在此電影身上,其風頭蓋過同屆其他獎項與得獎者。
文化力量強大,其影響所及之處,可至市場學範疇(人們會談論「勁曲金曲分獎典禮」那「#多謝Shell」的贊助和宣傳策略,以及將此與「萬千呃like賀台慶」找到“Pricerite”的贊助比較),或是藝術的探討(電影《十年》是否值得獲獎?)正如文首李怡先生指,文化是重要的,影響可以是廣泛和巨大的,因為,文化有長遠的、潛移默化的效果。但是,當問及文化,特別是普及文化壓根兒是甚麼來的時候,很多人,包括一眾學者,都感到不易回答。
我們該如何理解種種普及文化現象?信徒和教會又可以如何思考普及文化?這文章無意就某些普及文化現象,以及由它延伸出來的討論,提供深入的研究及學術方面的新發現,只希望能為讀者梳理出一些可切入思考、反省一般普及文化現象的框架和方向。文章也希望有拋磚引玉的效果,引發討論,歡迎回應。
普及文化不是什麼?
我們需要先由「文化」說起。文化涉及某些價值(values)、信念(beliefs)和主義(ideas),並且跟意義(meaning)、人們的身份(identity)和社會關係(social networks)的生產(production)、流通(circulation)、經驗(experience)與轉化(transformation)過程有密切關係。[6]
英文裏,「文化」是“culture”。它的字根有培育、種植,即“cultivation”的意思。從這角度看,我們會知道,探討「文化」時,有必要考慮時間這個因素。文化是需要透過時間才能形成和成形的。
探討文化時,我們同時要留意它是有處境因素的(context-dependent)。正因為文化涉及價值、信念、感受等抽象概念,當在現實中看文化時,我們就會見到文化會有不同的演繹;它是多義的。在「文化」這詞語前加上一些形容詞,變成如「青年人」文化(youth culture)、「次」文化(subculture)、「勞動階層」文化(working-class culture),就較能把討論焦點集中;有愈多的形容詞,討論的範圍就愈具體和清晰。[7]
在文化一詞上加上普及(popular),就把討論的範圍收窄。然而,普及文化的意思,仍然廣泛。或者,我們可以用「普及文化不是什麼」這說法,進一步勾勒普及文化的輪廓。
普及文化不是高雅文化(high culture)。19世紀英國詩人Matthew Arnold對文化的描述,說出了高雅文化的精髓:「文化的巨人……他們擁有滲透文化的熱情;他們會說服其他人,帶領其他人由社會的一端走至另一端,在那一端裏,能獲得最好的知識,得到處身的時代中最好的主意和念頭。」[8]今天,高雅文化不一定有帶動社會變化的力量,但它仍是一種精英文化(elite culture)。它跟社會階層的不同有密切關係。例如,某些興趣和文化,好像收藏和品嚐紅酒,因為投入的成本較為高昂,又或它象徵了某種非一般的、高檔的生活品味,所以,它通常出現在某些社會階層中。這等文化既屬少數的「精英」,必然並不「普及」。
普及文化也不是民俗文化(folk culture)。民俗文化是某一社羣自發的文化,是一些「傳統社會秩序的產物」[9],但普及文化很多時是混入了工業和商業元素。沒錯,在一些普及文化中,我們會見到民俗文化的色彩,但這種普及文化裏的民俗文化,非真正的民俗文化——一個簡單的例子,就是我們到某些地方旅遊時,可能會見到那裏有一些原住民紀念品售賣。這些紀念品有民俗文化的色彩,但是,一旦這些色彩經加工、生產,變成商品後,它就不再是真正的民俗文化;因為,屬於真正民俗文化的原住民,從來沒有打算把自己的文化外銷。
至於普及文化與大眾文化(mass culture)的關係,則較為微妙。普及文化可以說是大眾文化,但是,也可以說為不是。前者的情況是,如上述所說,在現代社會裏,由於普及文化免不了工業和商業元素的滲入,而工廠、公司或商人往往希望商品能接觸到最多的人,刺激消費,增加利潤。所以,不少普及文化現象,也屬於一種商品文化(commodity culture),以及能接觸到普羅大眾的大眾文化。[10]
不過,普及文化也可以說是與大眾文化不同。有學者視大眾文化是一種由上而下的文化,是政權散播意識形態或/和資本家用來賺錢的工具。[11]但另一批學者認為,當大眾文化由上而下地傳到受眾時,受眾不會只一味地、被動地接受傳遞者的信息。受眾會選擇地閱讀信息、對信息進行自我解讀,甚或改造。[12]今天,我們觀察到的不少現實情況,確是如此:在香港,大量出現的二次創作,最能說明受眾不是被動地、全盤地接收信息的「目標」。
所以,普及文化之所以稱為「普及」,關鍵原因不是它能接觸到普羅大眾;關鍵原因是在普及文化裏的信息或文本,具有引發、牽動大眾思緒,或/和可被廣泛地解讀的特質和潛能;而被廣泛地解讀出來的信息,或是使該文本變得普及的原因,往往是跟傳遞者散播該文本時的原意無關,甚至,可能是背道而馳的。
「毛記電視」和電影《十年》,以及由這兩者產生的種種文化現象,正是兩個能窺見普及文化以上特質的例子。在這篇文章往後部分,我會嘗試作出較詳細的展述。
上世紀70年代的香港普及文化
讓我們先集中討論的焦點,在「普及文化」前再加上一個形容詞,「香港」——回顧「香港普及文化」的發展,會有助我們更具體地掌握普及文化的面貌和它的實質影響。就這方面,筆者訪問了長期關注香港普及文化發展的《時代論壇》社長任志強博士,以及經常於報紙撰寫普及文化評論,筆名「阿果」的梁俊勤先生。
任志強博士表示,學術界已有一基本共識,就是屬香港本土的普及文化,源自上世紀70年代;在此之前,香港的文化面貌,基本上是承襲自中國內地的嶺南文化。當「電視廣播有限公司」(TVB)在1967年成立,及至於70年代站隱陣腳後,它就成為影響本地普及文化發展重要一員。
任博士舉例,TVB在70年代初的節目《雙星報喜》和《七十三》,內容經常取材自當時小市民的生活狀況,遣詞用字亦多是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用語,如此,節目每每能引起大眾的共鳴與親切感。TVB這風格,與同期的「麗的電視」很不同。「『麗的電視』的用語是比較refined(優雅)的。」任博士表示,這不同,很大程度跟兩家電視台節目背後的製作團隊有關。「無綫劇集背後的編劇、導演等,很多都是戰後在香港土生土長的一代,他們都有一個比上一代強烈的意識,就是認為『香港是我家!』」任博士認為,由70年代至80年代,普及文化對香港人發揮了一個重大的影響,就是它開始為香港人形塑身份。[13]
及至70年代尾和80年代,當普及文化一步步地鞏固那「香港人」的身份時,香港的前途問題,被中、英雙方政府慢慢地放上談判桌。這時,一些媒體學者分析,香港人開始在普及文化中,透過建立,繼而排拒「他者」,即當時「內地人」的形象,來鞏固那「香港人」的身份。當中一個經典例子,就是透過醜化TVB劇集《網中人》中一角,阿燦,以映襯香港人的優越形象和地位。[14]「但當八九民運發生時,很多香港人又會覺得自己是中國人!」任博士表示,不少香港人就是帶着矛盾的心情度過80年代。即使是八九民運後移民海外的香港人,「他們對中國,都有一種既遠且近的複雜感覺。」他說。
「踏入90年代至97前,我感覺香港人的焦慮,反而是少了。」任博士笑說,這可能是由於不少香港人都是「經濟動物」——眼見中國內地經濟起飛,機遇處處,昔日對中國大陸的抗拒感覺,逐步消減。「影視媒體的題材會貼近中國,例如,探討香港與中國如何聯繫的節目多了、人們多聽了內地流行曲等。」任博士說。但是,身份問題,仍然縈繞香港人內心。任博士指,2002年並其後上映的《無間道》電影系列中那身份不確定、「兩邊不是人」的題材和內容,正隱含又牽動起不少香港人內心深處對自身身份那迷惘的思緒。[15]
千禧後本地普及文化新氣象——以「毛記電視」為例
香港普及文化,近十多年或多或少地多了一點(狹義的)政治元素。出生自80年代,成長於90與千禧年代的梁俊勤,以筆名「阿果」,經常於報章和新聞網站發表普及文化評論。他說:「政治的元素,一向存在於香港普及文化中。例如,好幾年前有電視劇《天與地》;周博賢的歌詞,有時會談及一些時事或政治事件;樂隊Rubber Band也有一些歌,談到他們對香港社會的觀察。」他續說:「但來到『毛記電視』,他們的玩法就很不同了。」
梁俊勤認為,「毛記電視」變得流行的原因眾多。其一是它的戲謔風格。但戲謔風格,一向存在於媒體節目,如香港電台電視節目《頭條新聞》。是甚麼令「毛記電視」「跑出」?「《頭條新聞》用原詞戲謔,『毛記電視』卻是改為更切中時弊、『到肉』的歌詞。」梁俊勤說。「毛記電視」的林日曦,本為填詞人,二次創作的歌曲,充分展示他及團體的才華以及對身邊事物的觸覺。「『勁曲金曲分獎典禮』那一晚,我的Facebook是被它『洗版』的,這實在令當時的我匪夷所思……我很久未見過這城市就着一件事情而那麼哄動。」梁俊勤說。二次創作的歌曲,觸動了眾人的共鳴,牽動了多人的情緒。
第二個令「毛記電視」流行的原因,是「它填補了香港人的娛樂真空。」梁俊勤說。在這幾年裏,亞視持續不濟最終熄機閉台、不滿TVB之聲長期不絕於耳,加上「香港電視」不獲政府發牌,不少香港人只能看日劇、韓劇過日子,大眾對娛樂的渴求,經已去到一個頂點——「毛記電視」在這時候出現,尤如一潭死水中噴出的「清泉」。[16]
這裏,我嘗試借用文化研究學者John Fiske的一個說法,幫助我們更了解「毛記電視」流行的原因。John Fiske指,一個文本變得流行,是因為有很多閱聽者能從中得到愉悅(pleasure)。他進一步借用法國社會學家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s)的理論,指愉悅可以分為法文稱之為 “jouissance”,以及“plaisir”兩種。前者是指人掙脫、閃躲被控制而來的興奮;後者則是能生產、創造而來的喜悅。
套用John Fiske的理論,我們可以這樣理解「毛記電視」以上兩個變得流行的原因:無論是電視台的選擇還是政治方面的選擇,很多香港人都感到自己處於社會資源被小圈子壟斷、自身生活被操控、自由被剝削的狀態。梁俊勤指「毛記電視」填補了娛樂的真空,從另一個角度說,「毛記電視」的出現,其實是為不少香港人製造了一個可脫離窒息狀態的空間(那怕只是片刻),並得到“jouissance”的愉悅。[17]
另一方面,很多人在大量針砭時弊、二次創作歌曲中得到“plaisir”的愉悅。沒錯,「毛記電視」主導了舊曲新詞的創作過程,但這不表示只有「毛記電視」才有“plaisir”。普羅大眾,同樣擁有這份愉悅。正如John Fiske這樣肯定閱聽的普羅大眾在文本創作中的地位:「它之所以成為文本,是因為我閱讀了它,因為我以特定的方式,在特定的當下,把文本內的能量通導出來。只有當我真正使用其所供給的資源時,文本才成為文本。」[18]事實上,以下談到「毛記電視」變得流行的第三個原因,正好說明普羅大眾在它的創作過程中,扮演了舉足輕重的角色。[19]
「『毛記電視』一直用我稱之為『試、摸、捉』的策略。」梁俊勤指,「毛記電視」或許並沒刻意運用這策略,但在現實中,梁俊勤觀察到他們在不斷嘗「試」不同的東西,又緊貼地觸「摸」「民情」,了解人們喜歡什麼、憎惡什麼。林日曦在「萬千呃like賀台慶」翌日就公開道歉,指表演遠低於期望,就是因為他已在網上「摸」到很多負面評價;又好像「毛記電視」初期播出的「犬時代」,「毛記電視」似乎是因為觀察到觀眾反應一般,於是只播出幾集後,就將之腰斬;[20]
「捉」,則是指「捉」着熱門的話題,將之放大,加入戲謔元素,從而引起更大的迴響。另一方面,由於出版成本大,林日曦有份的白卷出版社,把一些他也有份的雜誌「100毛」,以及「毛記電視」中觀眾反應不錯的題材和內容,輯錄成書。這,也是梁俊勤說那「捉」的策略。
「毛記電視」的經營模式,跟TVB從前(和現在)的截然不同。而這種不同,正標示了香港普及文化今、昔的兩種生態。「我會這樣形容:從前是一個星球,談的是『大台』,不單是TVB,就如商台,人們也會好“proud of”每年撲到的『叱咤樂壇流行榜頒獎典禮』的入場券。但現在的情況是,星球四周多了很多衛星,像『毛記電視』。從前大台服務的是大眾,今天不同媒體公司服務的是分眾,他們只需要向跟它們臭味相投的受眾交代就OK。」梁俊勤說。
既為分眾服務,我們談的普及文化,又怎樣稱得上是「普及」?這問題的答案,或許就要回到文首所談——任何變得普及的現象,都是由信息傳遞者與大眾共同編織的結果。如果有一文本源自,或引發了大眾的集體共鳴或思緒,它就參與了形塑普及文化的過程。
一個有趣的現象是,身份問題這個長久以來潛藏香港人內心深處的的集體關注,到今天,仍是透過普及文化若隱若現地展示出來。梁俊勤嘆謂:「『勁曲金曲頒獎禮』那一晚,最叫人感動的歌曲,是本為澳洲人的河國榮唱《真‧香港地》。」:
呢首歌/送俾我既香港
唔理事情有幾困難/環境有幾亂
你都仲係我屋企/之前係/而家係/將來都係
同熱愛這片土地/大家刻骨銘記
愁或喜/生與死/也是香港地經過幾多谷底香港仔仍然係香港仔
見過幾多風浪香港人仍然係香港人香港人至叻/唔駛靠人個個靠自己
《真‧香港地》歌詞,河國榮主唱[21]
唔怕攬住一齊死駛乜怕從頭做起
要有訂企/首先要企硬自己
在「萬千呃like賀台慶」翌日,馬傑偉寫了一篇文章,分析到新一代的本土思潮不穩定,處於形成階段。在這方面,毛記對忠實(die hard)粉絲發揮了身份形塑作用。而他稱這形塑的身份為「大眾本土」(pop local),而不是「意識形態本土」(ideological local);後者往往訴諸於政治格局的倡議而形成,但前者則是一種生活化的感應,「此集體情緒是交織於千絲萬縷的權力佈局之中。Raymond Williams稱之為感情結構(structure of feeling)。」馬傑偉進一步指,這身份意識能否變成較固定的「結構」,就要看「大眾本土」是否能夠由忠實粉絲走向一般公眾,做出一個「真.娛樂大騷」,並引起更大的認同。[22]
「毛記電視」的「試、摸、捉」策略,呈現了香港人唯有戲謔的那種無奈,以及對娛樂的極度渴求程度;但從另一角度說,它表現了香港人在困境中的自救方式——獲得“jouissance”和“plaisir”的愉悅。但是,獲得愉悅的這個說法,又無法充分地解釋香港普及文化的一個獨特面貌——「試、摸、捉」的策略,最終是「試、摸、捉」出香港人的身份問題,其實一直跟本地普及文化糾纏不清。而這種糾纏狀態,同時顯示香港人一種深層次兼非愉悅式的集體思緒,而那就是一種對自身身份包含着探索、渴求(建立),卻又附隨被壓抑的鬱悶、糾結、迷惘的複雜情感。
事實上,毛記電視或多或少地掌握了香港人這一種複雜的情感,繼而製作節目或保持自己的「人氣」。例如,它在自己的網站和社交媒體平台,不時以「強國人」來反諷某些大陸人的表現,又經常以「強國人」和香港人作對比,牽動香港人對自身身份的思緒;在其中一集《今日問真啲》裏,它們在街上訪問了幾位受訪者,問他們在奧運如何看對中國隊和香港隊的支持。
香港信徒少慎思明辨普及文化
從以上所見,普及文化其實隱含着一些深層次的價值和思緒。可惜,本地不少信徒往往沒有認真、慎思明辯地探究這些深層次東西,卻只着意普及文化的「外殼」和表層的事情。這就往往造成兩個結果(往往是兩批人的反應):一,每當面對普及文化,恐懼的神經就被觸動;二,不假思索地挪來、「應用」、消費普及文化。
第一個結果的例子,見於十多年前小說《哈利波特》熱潮席捲全球,香港信徒會問應否閱讀這小說。[23]近的,例子有信徒視麥當娜於本年初在香港的表演為「撒旦的工作」,並呼籲大力禱告。[24]這些例子都有一個共通點,就是信徒的反應,往往是因感受到某些普及文化中表面的東西,似乎跟他們信仰中某些表面的、字面的(literal)教導有衝突矛盾,於是產生了不知所措、恐懼或抗拒的情緒。
第二個結果的例子,見於詩歌敬拜。「我見過一些帶敬拜的人,感覺他們是在『表演』多過『敬拜』,有一種“personal cult”的味道。」任博士說,台上帶敬拜的人固然唱到好“high”,非常陶醉,其他「硬件」亦相當「配合」——燈光、音響、佈置等,統統令會眾感覺尤如置身演唱會中。「有時我會問:『會眾是在經歷個人情緒的激蕩,還是在經歷與上主的相遇?』……他們或許不會察覺:他們這樣做,其實是或多或少地改造着教會中某些屬靈取向。持續下去,不多幾年,或許會造成地動山移的變化。」任博士說。
遇上普及文化,我們太快作出反應,而且,「我們彷彿沒有一個理論框架(theoretical framework)去面對和理解它。」任博士說。
在福音亮光中閱讀時代的記號
好想唱一闕歌/叫你認清楚我
我也曾到來慶賀
好想唱一闕歌/見證日子怎過
哪個時勢能沒有歌若問你會如何/你會罵我別傻
剩下光景不多
但是你會如何/我也沒有奈何
盼你亦賞面安坐/替我用掌聲
和唱著這歌就散席了/人客心知箇中奧妙
將講到一半話題完掉
若注定這樣/故事尾聲方進場
別人話遲極了/願時代仍為我留了座只想唱一闕歌/叫你認清楚我
我也曾到來慶賀
只想唱一闕歌/一首淒美的讚歌
派對完結前為你寫的歌若問哪裏不妥/你會罵我別傻
流行曲,《時代曲》歌詞,陳奕迅主唱[25]
剩下光景不多/別寄望太多
日後我會如何/我也沒有奈何
卻怕在今晚之後/不知有誰來迫我
轉唱另一些歌
陳奕迅唱出了普及文化的特質:普及文化既稱為「普及」,它必然承載和反映了某個時代、某處地方的某種精神面貌。我們當然能挪用普及文化中的元素(現實上,很多人確是如此),但我們對普及文化的理解,不能停留在淺薄的或是「器物」的層次。
天主教在上世紀60年代舉行了梵蒂岡第二次大會。在源自大會而制定的「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Gaudium et spes, the 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指出,教會的任務,是要仔細檢查時代的記號(scrutinize the signs of the times),然後,在福音的亮光中理解它(interpret the signs of the times in the light of the Gospel),辨認(recognize)和明白(understand)當時的世界、它對自己的解釋(explanations)、渴望(longings),以及它那戲劇性的特色(dramatic characteristics)。[26]
「論教會在現代世界牧職憲章」為信徒反思普及文化時帶來啓迪,而更正教信徒沒必要因上述是天主教的東西,就不去細加深思——福音,意即「好信息」(good news);今天,我們相信、傳講、見證的福音,如何會是此時此地的「好信息」?
假如我們不能掌握此時此地人們面對的困境,那就像「診斷」出了問題,「藥方」,自然也就不會奏效,甚至害人不淺。普及文化,尤如「病徵」,顯示出一代和一地的人掙扎或/和窘困感受。但這「病徵」不易察覺,要求我們認真和細心探聽,才能稍為掌握。
正如之前所說,本地普及文化顯示香港人一直對自身身份的複雜思緒。那麼,或者我們可以如此仔細檢查(scrutinize):我們是否明白(understand)香港人這份深層思緒的狀態與由來?香港人是如何嘗試對自身身份作出解釋(explanations)?過程中,顯示他們有什麼渴望(longings)?福音,又如何能在當中稱得上為亮光(the light of the Gospel)?
這裏,不能提供任何簡易的答案;然而,沒有認真詰問必須探問的問題,任何給予的答案,都只是廉價和徒然。輕易地放過普及文化這個能探聽到核心問題所在的渠道,就等於放棄為此時此地見證出具意義的「好信息」的機會。
普及文化提供再思福音元素的契機——從電影《十年》說起
在福音亮光中閱讀時代記號的說法,或容易令我們覺得普及文化和福音,是兩個截然劃分、關係單向的東西,即前者隱藏了「問題」,後者是解決的「答案」,或是「治療」的「藥方」。但普及文化和福音的互動,其實比我們想像中雙向互動——信徒羣體如能細心觀察,認真思考,會發現一些普及文化現象,或能幫助我們反省並豐富信仰裏的元素。[27]關於這點,我嘗試以電影《十年》作為例子說明。
《十年》原是一部獨立電影,包含分別由五位導演執導的故事。導演透過不同角度和主題,預言香港社會在未來十年後遇到的境況。很多人說,電影把十年後的香港描寫得太灰暗和絕望。如果以基督信仰角度解讀的話,電影是缺乏了信仰中盼望的元素;[28]於是,接着,一些本地神學工作者,會借用一些西方神學家對盼望的理解,進而指這些理解可以如何為此時此地的信徒帶來盼望。[29]
指電影太過灰暗,沒有盼望,固然是一偏差的說法。[30]更可惜的是,以上那種神學反思和分析的進路,其實是錯失了能豐富我們理解信仰中某些元素的契機。
首先,西方神學家對盼望的理解,絕對有其參考價值;但是,重視盼望,不是基督信仰中唯一調子。即使認為電影很灰暗和絕望,本地神學工作者趙崇明博士就留意到,《十年》,其實能讓我們重新發掘聖經裏哀歌與咒詛詩的重要。他認為,這些文體被納入聖經正典,是因它們既能反映人生困局,引發共鳴,同時是因它們反映了人對公義的渴求;而且,每次誦讀哀歌與咒詛詩,其實是再次提醒誦讀者,無論是加害者還是受害者,隨時也可能成為暴力的共犯。[31]
其次,一些西方神學家對盼望的理解,不一定百分百地能切合香港的處境,畢竟,那些神學家面對的,是他們置身當時處境裏的問題。身在香港的我們,其實可以重新想像於此時此地中盼望的意思。
《十年》受內地《環球時報》狠批為思想病毒,宣揚絕望;同時,有內地媒體因電影入圍「最佳電影」候選名單而受壓放棄直播頒獎禮。儘管如此,《十年》在經過記名投票程序後卻仍然獲獎。這一投票者不顧自身利益而冒險地製造出來的事實,顯示他們不畏強權,「挺直腰板」。[32]電影獲獎,因而振奮不少香港人,令他們更有力走面前艱巨的道路。
從這個角度思考,我們或許可以這樣另類地想像香港此時此地中「盼望」的意思——盼望,不是指當下局勢的扭轉,也不是說遙遠未來的事情,卻是一種片斷地(fragmentally)呈現在眼前的激勵;這種振奮,當然不是一種「自high」感覺,而是因電影獲獎,令我們得知身邊還有不少人「未曾向巴力屈膝,未曾親吻巴力」,[33]繼而產生一種非在孤軍作戰的感覺,以致更有力量面對眼前的艱難險阻。
這種「盼望」,不是在部分人認為「絕望」的文本中找到,卻是弔詭地透過我們認為「絕望」的文本看見——在《十年》的例子中,不少人未能在電影這文本中找到盼望的元素,但只要把眼光拉闊,我們就可以在由電影文本引發的一個更大的(社會性)文本裏(在這例子中,是電影獲獎這事實),看見盼望。
這盼望,不是一種超然的盼望,而是實在地感受到有人跟你一起擁抱人間的絕望和困苦,並且與你一起並肩同行去面對。從這角度理解,我們能這樣想像和連繫「道成肉身」與盼望的意思——道成肉身,體味人間,已經可以是世間的盼望。盼望於耶穌在十字架上受苦和之後的復活以前、在他誕生在世的那一天,並及後在世生活期間,經已產生。
與普及文化打交道,以文化耕耘為土壤
研究普及文化與神學的學者Kelton Cobb,借用法國詮釋學與社會學家呂格爾(Paul Ricoeur)的一篇文章,“Religion, Atheism and Faith”裏的一個說法,指在這時代進行神學任務,需要人走一趟長期具治療性質的浪蕩(long recuperative wandering),在處身的文化裏的眾多文本間浪跡天涯。行在這條分叉路的旅程(detour)上,或者,人才可辨別(discern)出一個方法,懂得在世上回應某種嶄新的神聖的理解。[34]
廿一世紀的香港,資訊爆炸。無窮無盡的資訊、不斷誕生的社會與文化現象,容易令人感到混亂,繼而把自己關於「安舒區」,不時與社會隔絕;但另一極端的情況,是有人選擇不斷游走於種種文本與現象之間,卻未能辨別和梳理出深刻的反省,繼而墮進重重的迷霧中。因此,能慎思明辨地(critically)跟普及文化打交道並作出應對,可說是在見證着我們相信的福音所謂何事。
另外,李怡先生說得沒錯:政治是一時的,文化是長遠的。文化(culture)這個字,告訴我們文化是需要時間孕育的。我們或許要等待一段很長的時間,才能看見耕耘文化的成果,但這些成果,很多時是堅韌和扎實的,因為,經過長時間的潛移默化後,文化,成為了土壤,令人的心靈可以被培育、觸動、喚醒,變得煥然一新。
其實,煥發別人心靈,並使之持續甦醒,不就是信仰的本質和基本任務?信徒羣體在文化中耕耘,鋪設改變的土壤,迎接有朝一日或者會來到的成果,其實,就是抓緊了自己信仰的根本。
Footnotes
- ^ 李怡著,「世道人生:香港新文化運動興起」,載《蘋果日報》,2016年4月12日。
- ^ Raymond Williams,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87.
- ^ 一些人也把“popular culture”譯作「流行文化」或「庶民文化」。在這篇文章裏,我會統一地譯作「普及文化」。
- ^ Stuart Hall.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ed. R. Samuel (London: RKP, 1981), 507-517.
- ^ 就是「毛記電視」創辦人林日曦,也因表演「低於期望」而向公眾道歉。見林日曦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linrixi/posts/1018532834905388(更新於2016年5月12日)
- ^ John Harley, Communicatio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4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1), 77.
- ^ 同上,78。
- ^ Mathew Arnold, Culture and Anarchy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32) 48-49, 70.
- ^ 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瞭解庶民文化》,陳正國譯(台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195。
- ^ Daniel Chandler, Rod Munday, A Dictionary of Media and Communication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1), 372.
- ^ 20世紀初,德國有一班學者因此極力地抗拒大眾文化,認為大眾文化是由上而下的「洗腦」工具。這班學者以及他們傳承下去的思想,在學術上稱為「法蘭克法學派」(The Frankfurt School)。
- ^ 在學術上,「伯明翰學派」(The Birmingham School)就是這樣強調受眾解讀和詮釋能力的一個學派。文首提到的Raymond Williams 與Stuart Hall,正是這學派的代表人物。
- ^ 順帶一提,套用本地文化研究學者吳俊雄的說法,當時普及文化在香港人身份建立的過程中,是扮演着「代母」的角色。說是「代母」,而不是「生母」,原因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普及文化較少是形塑人於某地方的身份的一個關鍵因素。其他國家有正規的國民教育,並會透過此來建立某地方人民的身份。但香港在戰後的情況特殊,如殖民政府沒着意建立和培育「香港人」的身份、但亦沒有太過干預民間中普及文化的孕育等。可是,及至90年代,香港開始政治化,不同人走出來「爭當父母」;知識份子亦出來大談「本土」。身份認同的話語權,慢慢回到傳統教育、知識份子手中。詳見朝雲:「再思本土:香港流行文化的未來」,載《評台》(2015年11月11日):http://www.pentoy.hk/%E6%96%87%E5%8C%96/s565/2015/11/11/%E5%86%8D%E6%80%9D%E6%9C%AC%E5%9C%9F%EF%BC%9A%E9%A6%99%E6%B8%AF%E6%B5%81%E8%A1%8C%E6%96%87%E5%8C%96%E7%9A%84%E6%9C%AA%E4%BE%86/
- ^ 馬傑偉:《電視與文化認同》(香港:突破出版社,1996年)。
- ^ 任志強:「從媒體文化的比喻窺探閾中人:『閾間神學』芻議」,載邢福增、關瑞文、吳青主編,《人言我為誰乎?盧龍光院長榮休紀念文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年),603-614。
- ^ ViuTV於今年4月誕生,有人期望它會是一股「清泉」。
- ^ 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瞭解庶民文化》,陳正國譯(台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53-118。
- ^ 同上,65。
- ^ 這裏,值得一提的是,無論是“jouissance”還是“plaisir”,人們從「毛記電視」得到的愉悅,都源自TVB。“jouissance”的獲得,在內文經已解釋。說獲得“plaisir”是源自TVB,因為「毛記電視」二次創作的「一次創作材料」,大多來自TVB,如戲仿的藝人、歌手、節目。梁俊勤認為,這樣其實是暴露了「毛記電視」的一個暗湧:它終究是被「大台」設定議程(setting agenda),或顯出「毛記電視」的創作基礎其實很薄弱,因為它始終需要TVB這個用以戲謔的「靠山」,才能繼續娛樂大眾。筆者認為梁俊勤的觀察有一定道理,特別是看過「萬千呃like賀台慶」後,我們或會發現,「毛記電視」嘗試在表演中加入一些「自家一次創作」,但反應似乎非常一般。詳見阿果著,「毛記狂潮(下)——流行文化的世界變了嗎?」,載《立場新聞》(2016年1月14日):https://thestandnews.com/culture/%E6%AF%9B%E8%A8%98%E7%8B%82%E6%BD%AE-%E4%B8%8B-%E6%B5%81%E8%A1%8C%E6%96%87%E5%8C%96%E7%9A%84%E4%B8%96%E7%95%8C%E8%AE%8A%E4%BA%86%E5%97%8E/,以及朱順慈著,「從此岸到彼岸——勁曲金曲後記」,載《立場新聞》(2016年1月13日):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E5%BE%9E%E6%AD%A4%E5%B2%B8%E5%88%B0%E5%BD%BC%E5%B2%B8-%E5%8B%81%E6%9B%B2%E9%87%91%E6%9B%B2%E5%BE%8C%E8%A8%98/
- ^ 詳見http://www.tvmost.com.hk/201506031834_video_dogdays_special
- ^ 歌曲收聽: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7%9C%9F%EF%BC%8E%E9%A6%99%E6%B8%AF%E5%9C%B0+%E6%B2%B3%E5%9C%8B%E6%A6%AE
- ^ 馬傑偉:「超越討好粉絲,才能普及本土風潮」,載《端傳媒》(2016年5月12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12-opinion-ericma-tvmost/
- ^ 胡志偉:「基督徒可以讀《哈利波特》嗎?」,載《時代論壇》(2001年12月21日):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3487&Pid=6&Version=0&Cid=275&Charset=big5_hkscs
- ^ 古‧月:「麥當娜演唱會真係咁得人驚?」,載《信仰百川》(2016年2月17日):http://faith100.org/%E9%BA%A5%E7%95%B6%E5%A8%9C%E5%90%8C%E6%92%92%E6%97%A6%E7%9C%9F%E4%BF%82%E5%92%81%E5%BE%97%E4%BA%BA%E9%A9%9A%EF%BC%9F/29520
- ^ 歌曲收聽: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99%82%E4%BB%A3%E6%9B%B2%E9%99%B3%E5%A5%95%E8%BF%85
- ^ 通喻全文,可見http://www.vatican.va/archive/hist_councils/ii_vatican_council/documents/vat-ii_cons_19651207_gaudium-et-spes_en.html;引述部分可見第四點。
- ^ 學術上,這進路近似神學家大衞‧特雷斯(David Tracy)提出的「修正的相互關聯法」(revised correlational method)以及學者Larry Kreitzer提出的「逆向詮釋」(reverse the hermeneutical flow)慨念,詳見Gordon Lynch, Understanding Theology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5), 38-39, 103-109。在香港,任志強博士曾以電影《無間道》系列為例,用類似的「逆向詮釋」進路,提出一種復活前經驗(pre-Easter experience)的「閾中人經驗」視角,芻議一種「閾間神學」(a theology of liminality),以看待踏入21世紀至現在的香港社會,參任志強:「從媒體文化的比喻窺探閾中人:『閾間神學』芻議」,載邢福增、關瑞文、吳青主編,《人言我為誰乎?盧龍光院長榮休紀念文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年),603-614。
- ^ 本地神學工作者趙崇明博士,同樣觀察到本地基督教圈子中存在這樣的解讀,見趙崇明:「《十年》,只是哀鳴?(上)」,載香港神學院網站(2016年8月18日更新):http://www.bshk.edu.hk/index.php/youandme/sharing/2015-11-10-03-15-56?id=138
- ^ 例子如鄧紹光:「《十年》的黑暗,如何面對?」,載《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年3月17日):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3493&Pid=1&Version=0&Cid=837&Charset=big5_hkscs
- ^ 見趙崇明:「《十年》,只是哀鳴?(上)」,載香港神學院網站(2016年8月18日更新):http://www.bshk.edu.hk/index.php/youandme/sharing/2015-11-10-03-15-56?id=138
- ^ 同上。
- ^ 林行止:「港獨組黨『得啖笑』?時代宣言『一把火』!」,載《信報》(2016年4月5日)。
- ^ 這裏,我是借用了聖經《列王紀上》19章18節的說法,喻意不向強權屈服。
- ^ 英文原文為“An essential theological task demanded in this period of mourning, he (Paul Ricoeur) goes on to suggest, is a long recuperative wandering, a detour through the texts of our culture. In this detour we might discern a new way of being-in-the-world in response to a new understanding of divinity.”,見Kelton Cobb,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ology and Popular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24。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任志強:「從媒體文化的比喻窺探閾中人:『閾間神學』芻議」,載邢福增、關瑞文、吳青主編,《人言我為誰乎?盧龍光院長榮休紀念文集》。香港:基督教文藝出版社。2014年。
李怡:「世道人生:香港新文化運動興起」,載《蘋果日報》。2016年4月12日。
約翰‧菲斯克(John Fiske),陳正國譯。《瞭解庶民文化》。台北:萬象圖書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
馬傑偉:《電視與文化認同》。香港:突破出版社。1996年。
英文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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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ll, Stuart. “Notes on deconstructing the ‘popular’”, in R. Samuel (ed.) People’s History and Socialist Theory. London: RKP. 1981.
Harley, John. Communication, Cultural and Media Studies: The Key Concepts (4th edition). London: Routledge. 2011.
Kelton Cobb. The Blackwell Guide to Theology and Popular Culture.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ing. 2005
Lynch, Gordon. Understanding Theology and Popular Culture. New Jersey: Wiley-Blackwell. 2005.
Williams, Raymond. Keywords: A Vocabulary of Culture and Society.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網上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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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順慈:「從此岸到彼岸——勁曲金曲後記」。載《立場新聞》。2016年1月13日:https://thestandnews.com/society/%E5%BE%9E%E6%AD%A4%E5%B2%B8%E5%88%B0%E5%BD%BC%E5%B2%B8-%E5%8B%81%E6%9B%B2%E9%87%91%E6%9B%B2%E5%BE%8C%E8%A8%98/
林行止:「港獨組黨『得啖笑』?時代宣言『一把火』!」。載《信報》。2016年4月5日。
胡志偉:「基督徒可以讀《哈利波特》嗎?」。載《時代論壇》。2001年12月21日: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3487&Pid=6&Version=0&Cid=275&Charset=big5_hkscs
梁俊勤:「毛記狂潮(下)——流行文化的世界變了嗎?」。載《立場新聞》。2016年1月14日:https://thestandnews.com/culture/%E6%AF%9B%E8%A8%98%E7%8B%82%E6%BD%AE-%E4%B8%8B-%E6%B5%81%E8%A1%8C%E6%96%87%E5%8C%96%E7%9A%84%E4%B8%96%E7%95%8C%E8%AE%8A%E4%BA%86%E5%97%8E/
馬傑偉:「超越討好粉絲,才能普及本土風潮」,載《端傳媒》。2016年5月12日:https://theinitium.com/article/20160512-opinion-ericma-tvmost/
朝雲:「再思本土:香港流行文化的未來」,載《評台》。2015年11月11日。:http://www.pentoy.hk/%E6%96%87%E5%8C%96/s565/2015/11/11/%E5%86%8D%E6%80%9D%E6%9C%AC%E5%9C%9F%EF%BC%9A%E9%A6%99%E6%B8%AF%E6%B5%81%E8%A1%8C%E6%96%87%E5%8C%96%E7%9A%84%E6%9C%AA%E4%BE%86/
鄧紹光:「《十年》的黑暗,如何面對?」。載《時代論壇》「時代講場」。2016年3月17日: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3493&Pid=1&Version=0&Cid=837&Charset=big5_hkscs
趙崇明:「《十年》,只是哀鳴?(上)」。載香港神學院網站。2016年8月18日更新:http://www.bshk.edu.hk/index.php/youandme/sharing/2015-11-10-03-15-56?id=138
其他網上資源
林日曦Facebook:https://www.facebook.com/linrixi/posts/1018532834905388(更新於2016年5月12日)
《時代曲》:https://www.youtube.com/results?search_query=%E6%99%82%E4%BB%A3%E6%9B%B2%E9%99%B3%E5%A5%95%E8%BF%85
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GaudiumetSpes). 7th December, 1965: http://www.vatican.va/archive/hist_councils/ii_vatican_council/documents/vat-ii_cons_19651207_gaudium-et-spes_en.html
「毛記電視」公布腰斬「犬時代」片段:http://www.tvmost.com.hk/201506031834_video_dogdays_specia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