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本土派與基督信仰

第68期 2015年12月

撰文：何兆斌 ／ 編輯：葉菁華

2015.12.11初版
2015.12.14修訂

大綱：

同處海角天邊／攜手踏平崎嶇
我地大家／用艱辛努力寫下那／
不朽香江名句／

——流行曲，《獅子山下》歌詞

天空海闊你與我／可會變（誰沒在變）／
原諒我這一生不羈放縱愛自由／
也會怕有一天會跌倒／背棄了理想／
誰人都可以／那會怕有一天只你共我／

——流行曲，《海闊天空》歌詞

眼前同樣是無垠大海，反映的卻是不一樣的心境；兩首同是經典名曲，在這幾年間又同被添上了政治色彩，然而，它們分別被挪用作表達不同的政治立場。

《獅子山下》被香港政府用作宣傳歌曲，透過電視螢幕，不時傳到你我家中，被視為建制派的「維穩」歌。《海闊天空》在剛過去的「佔領運動」期間，於一片高舉發光手機的人海中，被羣眾齊心高唱，甚至被一些網民視為香港的「國歌」。然而，另一些網民卻批評在社運集會唱「今天我」是「左膠」的表現。歌曲本身跟目下的香港社會運動，根本沾不上關係。^{{1}}他們追求更徹底和實際的抗爭與改變，以捍衛和建構香港的主體性。這些人或有不同的訴求，但可歸類為「本土派」。

本土派的形成脈絡

從今期的「新世代香港本土運動事件簿」可見，無論在政制發展、保育問題還是民生議題上，踏入千禧年後，香港政府推出的政策，往往未能得到大部分民心；無奈，政府不是仍強行施政，就是只把政策懸置，卻沒與民間進行有效的對話與溝通。因此，在與政府的周旋中，很多香港人感到連連挫敗；加上香港的新一代對中國的印象已不同於上一代，並且事實上，中國在踏入千禧年後，本身也經歷了很大的轉變，哪管那些轉變是好的還是壞——這一切，成為千禧年後香港本土派形成的背景。

2010年是本土派成形過程中關鍵的一年。在這年年初，「反高鐵運動」落幕，可惜興建高鐵計劃的撥款，在立法會被強行通過，民怨被壓下並累積，繼而持續沸騰；接着，「五區總辭」展開。運動最終的投票率雖不算高，但運動中喊起的「起義」、「公投」、「解放香港」等口號，令不少人開始思考：既然政府不真心聽民意而施政，我們可還有什麼出路？香港有沒自主的可能？

2011年，一批香港人眼見政制發展沒有寸進，在社交媒體平台上發起「香港自治運動」；而陳雲的《香港城邦論》在同年出版，成為日後本土派的論述框架；此後數年，就出現持續不斷地把抗衡政府、恐懼被「赤化」、排拒內地人等心態與行動互相扣連的本土抗爭運動。

本土派的意思

顧名思義，本土派抱持本土主義，即強調本土，包括以香港的利益為優先考慮。然而，何為「香港的利益」？不同人對此有不同解讀，這使得「本土派」一詞，在香港難以下一個一刀切的定義。然而，自香港在1997年主權被移交後、我們今天常說到的本土派，就絕對是一群把香港跟中國大陸的關係納入討論議程（且經常是一重要討論事項）的香港人；這批本土派，往往以他們認為香港跟中國大陸應有一種怎樣的關係的理解，來界定「本土」是什麼。而本土派又普遍對中國大陸抱持負面態度：不是認為香港應與之割裂，就是要保持一定距離。

不過，本土派人士建議的策略與路線不盡相同，這形成內裏產生成不同派系。這些不同的分支，在某些議題上會有立場一致的地方，但粗略而言，仍可劃分為四大派別。

本土派的分支

第一個是城邦派。這派別以陳雲的著作《香港城邦論》得名，並以他的城邦論理論和論述為基礎。^{{2}}陳雲指，自己說的城邦，概念源自希臘，是一個「以城市為核心範圍的自治體（autonomous entity）」；雖說自治，但它不能獨立，因它不能自給自足，須靠商貿才能生存。^{{3}}他認為，香港的城邦格局地位，早在英殖時期已經奠定；^{{4}}並指《中英聯合聲明》與《基本法》，是延續和保障香港城邦自治地位的盟約。^{{5}}

不少人同意，「高度自治」確是履行「一國兩制」的關鍵。然而，陳雲的城邦論受人非議，卻是由於其他原因：他在幾本著作中不斷強調香港如何地優越、如何有條件復興華夏，但很多學者和文化評論人已質疑他的觀點，指乃誇大其辭：「幾乎從立論開始，他所倚靠的就是一堆很成疑問的東西。」^{{6}}；受更多人非議的是陳雲排拒，甚至是醜化內地人的觀點，例如，他暗喻大陸人為「鱷魚統治之下的大蟾蜍、水老鼠、食人魚」、^{{7}}支持早陣子的「蝗蟲論」、^{{8}}籠統地指中共的暴政，人民有份共謀等。^{{9}}

第二個派系是自治派。這派系原與陳雲同道，屬「香港自治運動」。但在2013年，兩者宣布年終止彼此合作關係，互不隸屬。固中原因，雙方皆沒有清楚交代。自治派強調香港要「高度自治」，政府要以香港的長遠利益為依歸。^{{10}}這派中人在參與社會行動時會揮動「龍獅香港旗」，緬懷並推動他們認為在英治時，香港所擁有的相對較自主的生活。

第三個派別是歸英派。這派系比自治派更留戀英殖政府。它主張香港要脫離中國，並再次成為英國一部分。這派別人士經常以直布羅陀為參考例子：英國在18世紀從西班牙取得直布羅陀為殖民地，西班牙在往後一直希望取回直布羅陀的主權；但直布羅陀人民在2002年舉行了公民投票，決定直布羅陀維持由英國管治。今天的直布羅陀，除國防外交由英國負責，其餘事務均由民選的自治政府決定。

歸英派於是主張，香港可參考直布羅陀，先指中國不遵守條約，宣告「中英聯合聲明」失效，並要求英國收回香港主權，返回1997年6月30日前的狀態，繼而讓香港人公投，決定香港的命運。^{{11}}

不少論者認為，這主張既沒考慮史實，也非常之「不現實」：首先，直布羅陀在歷史上是整塊土地割讓給英國，相反，香港大部分土地是根據租約條款租予英國，是有期限的；期限一到，就需歸還中國；^{{12}}更重要的是，香港憑什麼叫英國從中國手中接收自己？^{{13}}

第四個派系是港獨派。這一派認為香港須完全與中國斷絕關係。要達到此目的，激烈，甚至是暴力的行動是在所難免的。時事評論員黃世澤的政治取態，就屬於這一派別。他以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和愛爾蘭共和軍為例，指兩者在當政前，必然要使用暴力，但當「巴勒斯坦人和愛爾蘭人的利益得到一個合法政體保障，毋須再靠武裝對抗。」^{{14}}

本土派色彩的香港堂會

本土派的風潮，已捲入信徒羣體中。先不論社會上出現愈來愈多本土派的個別信徒，本土派的冒起，已催生了積極關心香港本土議題的堂會。早前抗議內地男童肖友懷留港，並到他學校抗議校方替他做能力測試的「本土力量」成員何志光，就是「旺角街頭教會」的創辦人。該堂會逢星期一晚皆有聚會。^{{15}}

另一積極關注本土問題的堂會是「甦靈教會」。^{{16}}負責人陳到經常在互聯網上發表文章，評論香港社會和教會事情。這堂會亦有一些專題講道，宣講有關本土的信息；^{{17}}今年10月11日，陳到被邀請於香港基督教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舉行的一個研討會，「社關十字路：本土優先vs.普世價值」分享；甦靈教會於是取消取崇拜，並叫會眾集體前往出席研討會。

在研討會上，陳到展示他們製作的獨特的「福音單張」，封面寫着「神愛世人，但是，神也極討厭罪惡滔天的中國！！！」；內頁指，「今日中國全國上下得罪上帝！」，並列出「捕捉維權律師」、「禁制言論自由」、「騙徒橫行」、「社會道德淪喪」等多條「罪行」；最後，單張指「以後不要再來香港——來香港，就是做謀殺香港的幫凶。」，以及「呼籲人不要來香港」，是兩項「獲得豐盛生命」的途徑。^{{18}}

陳到坦言，自己曾一度「陷入一個痛苦的思考」中，因他認為聖經教導要愛鄰舍、愛仇敵，他一直想不通怎樣去愛「極討厭的中國人」。^{{19}}

直至某一刻，他頓悟到「愛仇敵唔等如要感受到濃濃的溫馨情懷，只要行動正確，不加害於人就好……耶穌劈頭就說：『天國近了，你們應該悔改』。所以，為了愛極討厭的中國人，我要向他們傳悔改的信息。」並認為自己是「直指通國行惡，是舊約先知書的寫法，先知書每卷也是數以色列或其他國家的罪狀，然後宣告神會懲治他們，我只是挪用先知傳統。」又指，「他們（大陸人）聽我勸，算是中獎；要是不聽，我也在上主面前良心清白，我盡了身為信徒的責任了。」^{{20}}

自言已頓悟了的陳到，在另一篇文章指，「我們的大忌不是沒有愛，而是濫情，每逢見到可憐的樣子，就不由自主地溺愛，這對他們無助，更對香港有害。」又說自己的工作會接待中國人，會和他們交流，「保持專業，以禮相待……在他們面前行使『絕對的言論自由』，顯示香港人的視野，並不違反我的本土立場。珍惜這些直接傳教的機會，同時又不斷向政權展示我們對他們的不滿。」^{{21}}

再思本土派——無邊際的「中國大陸」的理解？

無何否認，本土派的出現，提升了很多人對本土的關注。社會學學者呂大樂教授曾提過的「淺薄的香港意識」，即「只是在香港生活的經驗。很多人都覺得這種經驗很好，但卻並非很多人會願意為保存這種經驗而有所付出。」的情況，^{{22}}在近幾年已慢慢起了變化；本土意識，變得不再如從前般那麼淺薄。

不過，從上文可見，本土派對香港要與之割斷，或要保持一定距離的那個「中國大陸」，含意廣泛。本土派內不同派別，對這個「中國大陸」的理解，有不同的側重點；然而，即使是某一派別，對此也沒有一個清晰的指向——「中國大陸」時而指共產政權，時而指在政治上沒有實權的大陸人民，時而指今天內地社會的文化，時而指中華文化，又時而是把這些眾多意思綑綁在一起的理解。總之，一切跟他們印象中那個「中國大陸」有關的，都要與之割斷或保持距離。

在處理跟中國的關係上，這固然是一個沒有焦點的處理手法；但這失焦的更嚴重後果，是沒有認真疏理香港的歷史，從而建構出一紥實的本土論述，並藉以支撐香港人在本土意識底下他們最渴求的那個主體性（subjectivity）——這句話該如何理解？這就得從香港一直被不同說法互相爭持與籠罩的狀況說起。

壯大本土的另一種可能——以論述抗衡論述

香港文化研究學者吳俊雄指，在九十年代，香港湧現了三大套系統的論述，試圖為香港經驗定位。它們是「共識資本主義」、「愛國愛港、回歸一統」，以及「社會民主論述」，即以「民眾的利益為依歸，發展法治、財富再分配、堵塞市場失效、強化自由民主社會公信、提倡社會公義。」^{{23}}

然而，這些為香港定位的說法，大部分是由政權「從上而下」地生產的。面對這些說法，不少學者嘗試作出批判的檢視。好像呂大樂就引述前港督彭定康在1996年的施政報告，《過渡中的香港》，指彭定康在報告中指香港社會的成功，是建立在英國管治下的基礎之上，以及中國人個人的才能和勤奮的這觀點，值得商榷。^{{24}}

呂大樂指，幸好香港不是一個天然資源豐富的地方，不然，她早已像其他英國殖民地那樣，被擺明車馬地在經濟上被剝削；其次，香港之所以曾是一個成功的工業城市，主因是她扣上了當時二戰結束後的國際經濟形勢，呂大樂指，說英國在當時為香港帶來成就，是一種偏差的分析；事實上，呂大樂認為，英殖時的香港，本是一個傾斜性的社會制度。這制度的問題，在九十年代去工業化出現時，惡果就陸續浮現；最後，他認為由於英殖時的香港，政治制度長期處於封閉狀態，於是出了不少為求保障個人或集團利益而不講原則，「甘願在權威政治下找生活的政治人物」。在主權轉移的過程中，這批政治人紛紛「轉軚」，無疑是對殖民地政治的一大諷刺。^{{25}}呂大樂這番批判，捏破了本土派中對英殖下香港的美好想像。

文化評論者陳冠中，則從中國的角度，剖析中國共產黨如何根據它的盤算，從而論述香港的定位。陳冠中引述了長期替中共在港做宣傳工作的前《文匯報》總編輯金堯如，講述一九五一年周恩來的指示。其中一點說：「香港留在英國人手上，我們反而主動。我們抓住了英國一條辮子。我們就拉住了英國，使她不能也不敢對美國的對華政策和遠東戰略部署跟得太緊、靠得太攏……」^{{26}}這個「抓住英國人辮子」的說法，亦解釋了為何中共不想香港當年的「六七暴動」，發展得過份熾熱。^{{27}}

當香港的主權被移交至中國後，這種「從上而下」的論述並沒有停止。這些論述包括經濟主義論述，即「過度強調經濟的決定性而對經濟以外的考慮有所估量不足（或故意遮蔽）」。^{{28}}這論述是近年來保育運動，以及「佔領運動」的主要「對手」；另一論述例子是主權國家論述。陳冠中提出「中國天朝主義」的說法，就是指「天朝主義並不反對『特區』和區域族群暫時性的『自治』（在『改土歸流』式被逼放棄自決，變成中國行省之前。）但天朝主義同時特別強調中央集權、國家認同、黨在法之上、中華儒家文明教化，視特區的存在為中央審時度勢、因地制宜的統治術，而不是以法律協議（如基本法）或地方人民的自治權利來看待一國多制。」^{{29}}這點在香港主權移交後的十多年來，各方面的自主空間皆被逐步收窄，可見一斑。

香港人從自身經驗出發而產生的論述，往往被以上那些「從上而下」的論述壓下，甚至，在前者成形前，早已被後者瓦解。陳冠中就主張，要以宏大辯論，消解以「從上而下」的宏大論述，並認為要細訴香港的歷史，才能拯救香港論述。^{{30}}本地文化研究學者羅永生教授表示，官方的「馬照跑，舞照跳」口號，竟能被說成為香港「生活方式」不可或缺的成份，就是「從上而下」的論述壓下的一個例子。^{{31}}

從這角度看，今天本土派的問題不是「淺薄的香港意識」，而是「淺薄的香港論述」——他們有高漲的本土意識，卻缺乏抗衡「由上而下」、紥實的本土論述；他們常向「外」排拒他們理解的「中國大陸」，卻少有向「內」探索和疏理香港自身的歷史脈絡，以及香港普羅大眾的生活故事，從而說出「本土」究竟可以是些什麼。

一位網友在網上寫過這樣一句話：「本土主義最劣的一面，其實是民族主義，民族主義操弄的是情緒，情緒背後甚麼也沒有，到揭起，才發現它只是塊遮羞布。」^{{32}}

「本土」的終極追求——本土性還是主體性？

羅永生指，新興民族國家，「常常以國家集體意志和利益，架空了公民身份的主體地位，變成了以國家凌駕人民的國族主義。」^{{33}}在經歷過被英國殖民統治後，香港被動地交給中國。在各方論述爭持下，香港的主體性，從來未能成熟地發展。但究竟「主體性」是什麼？

羅永生在談及香港的「主體性」時指，西方啟蒙思想「強調主體與客體的分立、對峙和矛盾，強調將自主性、創造性、能動性還給個人」，但晚期現代性就質疑這種抽象的主體觀和孤立的個體觀。最後，他總結：「主體性問題一方面關乎認知、價值和情感如何築構着人的自我，但另一方面又不斷叩問，這自我是否能夠、及如何實現其自主性。」^{{34}}

釐清「主體性」與「本土性」是什麼，並兩者間的密切關係，或有助我們掌握以上提到的「主體性問題」中那動態的一面：因為殖民主義侵害了本土文化，所以彰顯具「本土性」的本土文化，就一直是建立被殖者「主體性」的策略。但另方面，「本土性」並不能理解為靜止不動的本質，因為世界在不斷變化、生成、發展。^{{35}}這種「本土性」的理解，其實就非常貼近陳冠中所講的「香港作為方法」的說法，即香港從來是一種混雜、「附加」（add-on）的文化發展。^{{36}}

「所以，衡量本土性的，並不能單固着於既有特質，也不能單靠回溯一個純粹未受『污染』的本源，而是要以主體性的能否發展、豐富、成熟為依歸，同時要以奴性、依附性、順民心態能否被消除作為標尺。」^{{37}}

羅永生提議一種「本土主體性」——「不是強調大香港主義，而是從大都會價值主導的大香港主義的濫觴中，挽救以本土生活、本土歷史經驗及本土社區文化傳統為本的本土主義。這種以主體性為出發點的文化論述和文化實踐，並不是基於抽離現實的旁觀凝視所立的香港文化身份認同論述，而是一種基於強烈的價值關懷、具政治介入作用的文化論述。」^{{38}}

這對今天的本土派有何啓示？「身份認同（identity）是沒有本質的，流動不居的，視乎語境和關乎策略定位的」^{{39}}——今天，我們是否有必要繼續處於區分「香港人」或「中國人」的糾纏中？香港人內心最渴求的究竟是什麼？本土派又有沒有探聽到並滿足到這渴求？還是，只是在製造着另一重恐懼或「迷霧」，令人更難去找到香港的問題的根本？

基督信仰與族羣身分的糾纏與指向

今年10月，蘇格蘭愛丁堡大學神學系世界基督教研究教授、世界基督教研究中心主任思博言（Brian Stanley），應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邀請，來港主講一公開講座，「基督教與民族主義：或敵或友？二十世紀東亞經驗的反思」。^{{40}}筆者有出席講座，認為這講座對我們如何從基督信仰看今天強調香港人身份、要跟中國劃清界線的本土派，有一定啓發。

思博言教授在講座一開始就問一個問題：「基督徒能夠（can），或者準確點說，應該（should）是一個民族主義者（nationalist）嗎？」——在一個高舉民族身份的社會氣氛裏，這不是一條容易回答的問題。思博言以自己的經歷為例，指自己曾在網上表示，基督徒擁護在今年五月於英國國會大勝的蘇格蘭民族黨（Scottish National Party，SNP），可能是有問題的。言論一出，就隨即惹來眾多網民抨擊。

然而，思博言指，二十世紀的東亞的情況卻是相反，即大部分國家的民族主義，均與基督教水火不容，因為在這些國家中，基督教被視為入侵的文化。不過，韓國卻是一個非常特殊的例子——當時的韓國民族主義，與基督教產生了微妙的融合。

思博言指，這個微妙的融合，始於蘇格蘭傳教士羅約翰（John Ross）。在當時，韓文只在低下階層被使用，主流社會用的是漢字，因為當時的韓國臣服於大清帝國之下。雖然如此，羅約翰卻去翻譯第一本韓文聖經。因此，韓文聖經的誕生就充滿了顛覆的意味。這是因為翻譯本身不向主流靠攏，即不去翻譯當時主流所用的漢文，並且，當時的低下階層，從此能讀到聖經裏的內容。後一點非常重要，因為思博言表示，連同羅約翰翻譯的其他刊物，在往後十年，基督教於韓國低下階層愈趨普及。接着，整個國家變得愈來愈開放，連知識份子也開始用韓文，而非漢字出版書籍。

一些韓國知識份子亦跑到美國留學，並對當時主流的儒家文化中那保守的傾向相當不滿；當日本入侵，一批韓國基督徒發起復興運動，認為被入侵的屈辱是由於自己民族集體的罪；同時，認為自己是上主的選民。在當時流行着這樣的一種說法：「朝鮮」 ‘cho-sen’ 就是chosen，即中文「被揀選」的意思。

至韓國於一九一零年正式成為日本的殖民地，他們亦認為自己如聖經中在埃及受奴役的以色列民族一樣，等待上主的拯救；一九一九年，韓國反殖民情緒爆發，有一百至二百萬人上街示威，即當時約一成人口。結果，有九千多名示威者被捕，當中有大約二千位是更正教信徒。

思博言表示，韓國的基督教在往後卻逐漸走進建制；加上資本主義和個人化信仰的趨勢，令韓國的基督教在九十年代中期活力不再。而教會接連爆出財政醜聞，更嚴重地損害了教會的公眾形象。有趣的是，從來沒有跟民族主義扯上密切關係的天主教教會，在近廿年的信徒增長，遠超越更正教教會。

「從韓國的歷史可見，民族主義和基督宗教之間，存在着一種不穩定（uneasy）的關係。」思博言總結說，基督信仰在抵抗帝國入侵時，能團結人民，助民族抗衡強權；但當南、北韓分裂，宗教就助長了分裂雙方的對峙局面。

「基督徒是否也可以是一個民族主義者？」思博言回答講座開首的問題，「我想答案是：可能是可以的，但，一定要有聖靈很特別的眷顧和帶領，我們才能做到。」

思博言的答案帶出了一個提醒，就是當人們嘗試把基督信仰與任何族羣主義結合，都得非常小心。在韓國這特殊的東亞例子中，我們發現即使基督信仰是與民族主義結合，原是為了抗衡強權入侵。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葉菁華在回應環節時表示，信徒該如何看待民族主義，很大程度要看該民族主義的服務對象究竟是誰——是強權的帝國？還是弱勢的社羣？

葉菁華提到的這點，揭示了部分本土派信徒的盲點，就是他們抵制的，往往是在政治上沒有實權、在選立中共政權一事上沒有份兒的大陸人民。從這角度看，部分本土派信徒那帶着族羣主義色彩（葉菁華在講座上用到「準民族主義」一詞）的激烈行動，如辱罵來港的內地普通人民，甚或損毀他們的行李箱和物品，豈非不單止不是把茅頭指向強權的一方，甚至可被視為在欺負弱勢的一方？

葉菁華指，在歷史上我們可見，帝國發展，往往是把基督教與民族主義聯合，以取得它擴展勢力的合法性。因此，當19世紀歐洲列強紛紛在亞洲殖民時，我們可見到很多亞洲國家，包括中國，把對基督教的抵制，如20世紀20年代的「非基運動」，跟對列強入侵的抗拒，連上關係。

因此，葉菁華引用神學家田立克（Paul Tillich）指，民族主義其實是一種「魔魅權勢」（demonic power），它既有美好的、創造性的一面，亦有邪惡的、摧毀性一面；而且，後者有時會以前者作為掩飾。所以，人要對它有高度的批判與警惕，因為民族主義的危險，是把皆為上主創造的、平等的人類分門別類，然後採取「我們」與「他們」對立甚至互相排斥的態度。然而，這個可被視為巴別塔的後果，已在五旬節聖靈降臨後逆轉。中國神學研究院早前舉辦了一公開講座，「夾縫外望：威權、身份、對話」，探討香港信徒該如何回應近年香港社會的政治生態。其中一位講者葉沛森博士就指，「大公精神」（catholicism），其實可作為信徒面對本土派時的一個批判指標。^{{41}}

傳統堂會可應對的方案與策略

本土派的冒起，其實只是近幾年香港社會高度政治化的一個表徵。但它就是再一次提醒香港教會，不能再迴避信仰和教會，跟政權之間關係的思考。

香港教會對自己與政權之間關係的思考，還未成熟；不少教會甚至採取「去政治化」的態度。箇中原因，某程度是因為香港教會自從殖民地時期，已習慣了與政府保持一種協作模式，如以政府審批的資源，進行多項慈惠工作。這一方面導致香港教會未能像歐洲教會般，就自身與政權的關係，長期地處於一種反覆掙扎與思考的狀態；^{{42}}而另一個後果就是，部分堂會在思考政治取態時，亦需多考慮自身的發展利益；加上多種因素，如香港人的難民歷史與心態等，導致很多堂會沒有認真與紥實地思考自身與政權關係的習慣。當香港社會在近幾年本土意識高漲、本土派冒起，其訴求走進教會時，不少堂會因而顯得不知所措，未懂得該如何應對。

因此，面對本土派現象，堂會首要有的，是一種全面的政治覺醒。事實上，回顧歷史，我們會知道教會很多時是一個政體（polity），有政治上的影響力，且與政權有千絲萬縷的關係：教會可以被帝國或強權用作工具，為它服務；但教會很多時也能成為社會的良心，並給予人們盼望，讓人得以持續和有力地抗衡不公義的壓逼。

各堂會不一定事事抱持並表達政治立場，但應不忌諱地讓會眾討論政治／事情。教會能提供的，是一個開放、可讓會眾真誠和理性地表達各自立場與想法的空間。有這樣的空間，才有可能讓會眾慢慢地、理性地醖釀出較紥實的，對基督信仰與政權關係的思考。

最後，如果各堂會明白前文提及建立香港主體性的重要和逼切性，並了解到這主體性須建立在一個紥實的本土生活、歷史經驗和社區文化傳統之上，它們應就馬上會發現，它們在推動這方面的發展，本有極大的優勢。

香港很多堂會都已植根在某一社區達幾十年；一些堂會甚至有過百年歷史。它們可說是見證着香港社會的滄海桑田。不少堂會活躍於發展所在地區的事工，如家庭服務、辦學、開設老人院等。但相信很少堂會曾經想過，貢獻香港的另一方式，是好好整理自己堂會的事工和歷史，接着把這些東西，扣連至整個香港社會發展的大脈絡——會址的價格上漲，跟香港近幾十年來的地產發展有何關係？會眾中，從內地來港的新移民愈來愈多，這跟政府的政策有沒有關係？政府在不同階段對來港新移民的政策，如何影響教會的社關服務？這批新移民如何看自己的身份、在香港的生活經驗？他們是否也覺得自己是香港人？又或，長者事工中的服務對象，多數在香港那個年代打工？教會提供給他們的需要（無論是物質或是心靈的層次），跟他們打工時的香港社會處境，有些什麼關係？

只有當我們好好整理本土的歷史，即我們並我們父母輩在日常生活中的經驗，透過仔細、深刻、有別於主流或官方論述的刻劃，我們才能說得出我們的「香港故事」、能以告訴他人我們所謂的「本土」究竟是什麼、建構到一個成熟的主體性。

讓這裡開拓新面貌／不怕徬徨輿論入侵；
盡你我憂國愛民情／尋求樹起香港新里程。
努力共抵擋風雨再來臨／不怕雷鳴搖撼四方；
願到處擁戴真與美／祈求天國遍植心裡。

憑信與愛捨己為人群／能戰勝懼怕困惑；
齊獻上信心、忠心、熱誠／明日燦爛共同創。

——詩歌，《風雨念香港》歌詞

八十年代寫成的《風雨念香港》，反映了香港人對香港97主權移交的「信心危機」；三十年多後的今天，困擾香港人的已不是對命運未可知的「信心危機」那麼簡單——因為，現實已然來臨；對很多人來說，「風雨」已經淋濕全身、「雷鳴」已經震破耳膜、所有的「懼怕」，都已然切膚地感受得到。

變化之巨大，始料不及；面對前路、在「佔領運動」後，需要的「信心」，可能要比八十年代的更大。香港教會在這風雨飄搖的年代肩負起什麼責任、應擔當什麼角色？我們的「信心、忠心、熱誠」該是什麼？更重要的是，我們應怎樣「獻上」？這些，都是每一位香港信徒應繼續好好地、認真地思考的問題。

參考書目

中文書目

英文書目

Brian Stanley ed. Mission, Nationalism, and the End of Empire. Cambridge: W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 2003.

報章文章

毛來由、Bennifornia：「香港，你在世上有冇同類？」，載《信報》，2014年10月10日。 http://www2.hkej.com/commentary/finanalytics/article/911115/%E9%A6%99%E6%B8%AF%EF%BC%8C%E4%BD%A0%E5%9C%A8%E4%B8%96%E4%B8%8A%E6%9C%89%E5%86%87%E5%90%8C%E9%A1%9E%EF%BC%9F

胡文傑：「基督教與民族主義是敵是友？／思博言：在特殊恩典下才可能融和」，載《時代論壇》1468期，2015年10月18日。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91578&Pid=2&Version=1468&Cid=944&Charset=big5_hkscs

陳雲：「讓蝗蟲多飛一會」，載《雅虎香港新聞》2012年2月7日。 https://hk.news.yahoo.com/blogs/sandwich/%E8%AE%93%E8%9D%97%E8%9F%B2%E5%A4%9A%E9%A3%9B%E4%B8%80%E6%9C%83.html

麥妙芳：「『夾縫外望、威權、身份、對話』／雷競業：信徒追求民主改革是自然行動」，載《時代論壇》，2015年4月16日。 http://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88908&Pid=5&Version=0&Cid=220&Charset=big5_hkscs　

黃世澤：「本土派與民主中國有衝突嗎？」，載《蘋果日報》，2015年3月14日。 http://hk.apple.nextmedia.com/news/art/20150304/19062810　

網絡文章

Siu Bun Ho，「#放屁系列」，2015年11月10日。 https://www.facebook.com/siubun/posts/10153731605981796

LadyKylie，「所謂『歸英』是什麼一回事？」，載《熱血時報》，2015年6月21日。 http://www.passiontimes.hk/article/06-21-2015/23810

影片與錄音

陳到：「點解香港需要本土基督教」，「本土基督教萌芽」專題。2015年8月9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6P5atyEC7AA

葉沛森：「穿越本土」，「夾縫外望、威權、身份、對話」公開講座。2015年4月14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qcdo7mE0kDE

組織網站

「自治派」社交媒體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E9%A6%99%E6%B8%AF%E8%87%AA%E6%B2%BB%E9%81%8B%E5%8B%95-HKAM-879572725418276/info/?tab=page_info　

「旺角街頭教會」社交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MONGKOKCHURCHONTHESTREET/timeline　

「甦靈教會」社交網站： https://www.facebook.com/profile.php?id=100009077080068　

其他

陳到製作的「福音」單張： http://www.passiontimes.hk/uploads/images/201509/gospel.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