雨傘運動一周年：教會的在場與離場

第67期 2015年10月

總編輯：葉菁華 / 執行編輯：鄧美美

從「和平佔中」觸發教內群體關注熱議，到去年928引發而持續三個月的「雨傘運動」，教會群體並未缺席。單從媒體報道，四處皆見踪影：有直接投身運動當中；有留在場區與人相伴同行；有走在衝突雙方中間，願作和平之子；也有在場外，打開堂會大門為有需要者遞上涼水；有奮筆直書譴責惡行；當然，亦有選擇靜默無語，祈禱交托。今期《教會智囊》將綜合分析教會群體在這場運動裡的參與，並箇中帶來的一點反思。

入席

九月下旬，風譎雲詭。

醞釀經年的「和平佔中」，並沒有按原定劇本的編排上演。但佔領行動卻以超乎想像的規模、更廣闊持久的方式登場，進據鬧市三處核心地區。從佔中到佔鐘銅旺，9月28日無疑是歴史轉折的關鍵時刻。警方投下87枚催淚彈，催不散和平示威的民眾，卻催生了一場全球矚目的「雨傘運動」。繁華商廈間，硝煙處處，白霧迷漫，高舉緊握雨傘的兩手，「雨傘人」這身影已烙在香港的歴史定格。

回溯時局急轉，只在三天之間。抗爭者的突擊行動，與當局的壓制手段，成為掀開歴史新頁的轉捩點。

9月26日大專生罷課最後一天，康文署把連日來舉行「民主講堂」的添馬公園，改借予廣西社團總會舉辦國慶活動，學生被迫轉移陣地至立法會及添美道一帶集會。當晚，學民思潮召集人黃之鋒突然宣告要重奪公民廣場，逾百名示威者隨即行動，攀過圍欄，衝破警方防線，佔領升旗台。結果，多名示威者受傷及被捕；其後，已陸續獲釋，惟黃之鋒卻一直遭覊押，警方更搜查其住所，取走電腦等物品。次日清晨，警方再度清場，並出動防暴警察驅趕示威者，又近距離施放胡椒噴霧，致令多人受傷。佔中三子、陳日君樞機以及大批市民到場聲援，要守護學生。而因應情勢變化，28日凌晨戴耀廷宣告提前啟動佔中。當日中午，警方封鎖所有通往政總的道路及天橋，引發數以萬計到場聲援或參與佔中市民不滿及鼓譟，示威者衝破封鎖，湧入政總對開一段干諾道中。黃昏六時左右，警方發射第一枚催淚彈；手持長槍的防暴隊亦朝海富方向推進，期間展示「速離，否則開槍」的橙色警告旗幟。暴力鎮壓，激起民憤，使佔領行動遍地開花。當晚，從金鐘擴至銅鑼灣及旺角兩區。其後，灣仔及尖沙咀兩地亦曾一度被佔領。

手執雨傘的民眾面對武裝齊全的警察，勾起無數港人從未磨滅的鎮壓夢魘。廿五年後，本港教會群體深深關切的，不是遠在京城的學生，而是近在咫尺的市民。928當晚，多個教會構構迅速回應，嚴厲譴責暴力鎮壓；有堂會開放場地，提供人道支援。而自「雨傘運動」開展至今，教會群體已發出逾40個聲明，包括譴責警方濫用暴力，停止激化警民對立，並要求秉公執法；亦有促請中央及特區政府與佔領者對話，化解紛爭；固然也有呼籲學生盡早撤離。至近日，教牧信徒聯署呼籲宗教界棄選委議席，亦有敦促特首及立法會議員葉國謙為其不實言論道歉。

在場

綜觀教會群體投身參與這場「雨傘運動」，至少展示了「同行者」、「和平使者」與「抗爭者」三種不同角色。而於9月22日成立、由50多位教牧及神學生組成的「教牧關懷團」（下稱「關懷團」），正期望能夠擔當同行者一角，「發揮祭司的職事，關顧心靈、守望代禱、合一見証，服侍在場的行動者、執法者與圍觀的群眾。」^{{1}}

發起人之一劉志雄牧師，親身經歴7月2日預演佔中的清場與被捕，令他深刻體會臨場牧養極為重要：「大家選擇走上公民抗命這一步，必然下了很大決心，也有強大的意志。但過程中，心情總難免有點忐忑。面對清場與被捕，當事人都有不同的心靈需要，因大家都沒有這些經驗。有見及此，教牧同工都認為牧養要臨場，與人同行。當然，是否選擇被捕，在於牧者的個人決定和信念。」

一如「和平佔中」的參與模式，「關懷團」同樣以參與教牧能夠投入公民抗命的程度深淺，分為內圍、中圍及外圍三層。劉志雄解釋，負責內圍者，本身亦是公民抗命者，既守望被捕人士，而自己亦準備被捕；中圍則是並未打算抗命，但亦會視乎情勢發展而考慮進一步參與；外圍者則純粹擔當支援角色。「關懷團」預備在場設置支援站，派發基本物資，例如水或小食，並印備經文和詩歌，供參與者使用。同時，製作了四個十字架，用以豎立於場區內外。

按照「和平佔中」原初構想，「關懷團」本定於10月1日晚舉行啟動禮，計劃禮成後抬起預先準備的十字架，前赴佔領現場。^{{2}}結果，事情發展超乎預期：「關懷團」早在9月27日開始運作，原以為兩天結束的佔領行動變成無了期的留守：「估計10月1日佔中，10月2日被捕，時間短促，用不上甚麼禮儀。現在嘛，做甚麼都可以。」

在場相伴的同行者

踏入佔領第11天，「關懷團」在公民廣場圍欄外架起帳篷，設立「教牧心靈支援站」。劉志雄表示，來找教牧同工的，有信徒亦有市民：「這裡成為他們訴說感受，分享經驗的地方。他們遇到許多事情，感到不吐不快。有在928當日中催淚彈，直至此刻仍十分震驚，每次見到警察，都很擔心和焦慮。遇上這些朋友，我們會關心他們，為他們禱告；如需要，亦鼓勵他們尋求輔導幫助。」有教牧同工亦向本刊坦言，經過928後首次踏足金鐘時，自己亦渴望能夠向人傾訴分享，紓緩心底感受：「我也有感覺，不知道這些感覺是否對頭。」結果，在支援站遇上了神學院的師姐：「如果你把這個〔支援站〕看為紓緩交流的地方；或遇有需要，可以有人為你祈禱，我覺得不論是地點選取或實質效用上，這都是非常需要和有幫助的。」

佔領運動膠著，場內人皆感到前景不明；留守還是撤離，亦成為他們的普遍關注並費索思量的問題。不過，劉志雄說，能留下來的都會繼續堅持，每每談起這場運動，儘管互不相識，哪管是信徒、非信徒，話匣自然就會打開，且談得十分投契：「大家的立場、對政府的態度，都是一致。如果是信徒，再多一重角度，談談大家如何看這件事，或怎樣看教會的參與。」

心靈支援站當值的教牧同工約30-40位，每兩小時換班。藍色帳篷下，閒談分享、外展探訪、施聖餐、有定期的禱告聚會與主日崇拜，支援站已是場內的無牆小教會：「但我們不會刻意去做甚麼。有人來嘛，一齊坐下談談；有需要的，就禱告。」劉志雄主力留守金鐘，晚上經常到場區不同角落走走。若見三五成群，談得興起的，不會打擾；如遇有單獨留守的，會嘗試主動攀談；也會留意席地露宿的留守者，給他們借出帳篷：「我們沒有刻意傳福音，只會介紹：『我們是教牧心靈支援站，用畢可送回那裡去。』」他認為這場運動締造了一個實踐牧養的機會，讓教牧走進心靈有極大需要的人群當中，而毋須他們跑去教會：「在這裡聽他們的故事、他們的心聲，為他們禱告；也可按他們的需要，提供支援。」

「關懷團」成員之一關浩然牧師亦指，走在現場，平日在堂會內的禮儀並非最重要，惟聖餐卻是例外：「聖餐對場內的基督徒，以至教牧自己，非常重要。那是基督犧牲的記號，是捨己的愛，也是基督信仰一個十分重要的傳統和有力的象徵。當然，在場也不要大鑼大鼓，阻礙別人做事。況且，聖餐形式不會阻礙在場人士，是很柔和。」他認為，親身走到現場而非透過電視屏幕的觀察和體驗，尤為關鍵，在在影響對整件事的評估：「我到現場，看到的會較為宏觀正面。場內發生甚麼事，我都會感受得到。教牧在場，第一件事就是讓自己知道多一點，了解究竟發生甚麼事。第二件事，有很多人都在這裡，教會牧養的一些人也在這裡，因此你就會在這裡。」

誠如「關懷團」另一位發起人、香港教會更新運動總幹事胡志偉牧師寫道，參與其中的教牧都明白「基督不應在此場景缺席，『見證』（witness）是『同在』（with-ness）」。^{{3}}劉志雄亦指出：「關心固然重要。但有時他們不會把『你來關心下我吧！』這話說出口，但只要知道牧者在場，且就在自己身邊，本身已饒具意義。同在，本身是很重要的。」而這同在的支持，亦體現在「和平佔中」三子於十二月初前往自首、以及金鐘清場等處境裡，教牧義工分別在場守候支持，並隨時準備給予人道支援。

在場參與的抗爭者

有牧者駐守現場，以「場牧」角色一起同行；有牧者奔走於堂會與場區之間，探望留守的信徒；亦有教牧同工選擇了直接參與，投身公民抗命行列。然而，箇中卻涉及牧職人員以個人身份參與社會行動是否合宜，以至其身份職事對宗派或堂會的影響與牽連等問題。

九月初，教內媒體轉載一篇來自「臉書」（Facebook）的分享。化名「一位小傳道」的教牧同工為參與佔中而請辭，並寫下自己由質疑到認同，以至決定參與的心路歴程。而在「臉書」上公開明志，為要「讓自己無法走回頭了」。^{{4}}文章一出，激起教內迴響。「臉書」上，有贊同此舉可避免令教會捲入政治漩渦，亦有猜測當事人因受壓才被迫請辭。兩週後，有三位教牧撰文，公開呼籲堂會、機構、長執尊重同工的政治立場，在特殊情況下批准同工放假，並予以真誠關懷和守望。他們認為，教牧可用個人名義表達自己的政治觀點立場，亦可參與和平、非暴力的社會行動或政治活動。惟應尊重堂會或機構內不同立場的弟兄姊妹。參與行動前，宜與堂會或機構真誠分享，尋求溝通和諒解，並預先做好請假及工作安排。^{{5}}

事實上，自7月2日有教牧同工因「預演佔中」而被捕後，三個基督教宗派及天主教會於七月下旬起，分別發出牧函或指引，闡釋對「和平佔中」與「政改方案」的立場和看法。^{{6}}其後，陸續有更多堂會採取同類方式表達。可見，「預演佔中」這實質行動，固然向教牧同工、宗派及堂會管理具體地預示了「和平佔中」可能發生的情況與影響，促令各方準備相應部署。同時，亦因72當日的511位被拘捕人士中，有牧職人員在內，究竟牧職人員是否適宜參與社會行動？即或參與，又該以何種身份與形式？其身份職事對宗派或堂會又帶來甚麼影響與牽連？種種問題，更顯得逼在眉睫。

胡志偉牧師曾分析該四份牧函及指引。綜合而論，他認為全部皆抱持既「不支持」亦「不反對」的態度，亦認同教會內教牧、長執與信徒有不同政治取態，應彼此尊重，互不論斷；而向任何參與社會或政治運動而被捕的信徒表達關懷與牧養，均視為宗派及堂會應有之責。不過，他在文中坦言，要宗派說明「佔中」與「反佔中」的理由，甚為困難，「不如不說更好」。四封牧函中，只有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及天主教會具體陳述對政改的意見。反觀宣道會則只談「佔中」，卻避談政改這觸發「佔中」的肇因；同時亦是對教牧同工角色，態度最為謹慎的宗派，表明該會「教牧同工不宜在『佔中』或『反佔中』上以個人立場作出主導或帶領行動」。^{{7}}

曾因參與「預演佔中」而被捕的王少勇牧師，在一個探討教牧參與「佔中」的講座上，剖白箇中的心路歴程。他表示，7月2日行動前並沒有向主任牧師交代，也沒有知會堂會主席，「只知道自己的牧職身份與上主捆綁，沒有考慮到牧師身份與堂會會捆綁式的意涵」。他亦「沒有想到自己會有新聞價值」而「令堂會受到傳媒的打擾」。雖然「事後會友一面倒的支持和鼓勵他」，不過因一直負責青少年工作，亦有「部份家長擔心他的行動對青少年帶來不良影響」。其所屬堂會的主任牧師歐醒華認為，教牧意欲為「佔中」而辭職，需要謹慎考慮，因牧職的持守才是最重要，這是上帝很重要的呼召，有別於一份工。再者，教會既是一個群體，教牧要與群體同行，更需要與其他同工及會眾多作交流。

儘管投身於「雨傘運動」、參與抗爭的教牧確切數字不詳。但當佔中三子於12月初帶頭前往中區警署自首，70多位自首人士中，至少有六位教牧在此其中，承認參與公民抗命，願意承擔刑責。其中一位接受基督教媒體訪問時表示，曾有兩次與堂委領袖坦誠傾談自首一事，堂委領袖均表示明白，即或有不同意，仍尊重其决定，並願意同行。^{{8}}

在場調解的和平使者

10月2日，有消息指警方已配備橡膠子彈，晚上有大批示威者在特首辦外聚集，並完全堵塞龍和道，警方指若示威民眾拒絕聽從勸喻和警告，必會果斷執法。當時氣氛緊張，衝突隨時一觸即發。有感當時情勢危急，一群教牧遂前赴特首辦外並在示威者前坐下，冀能勸阻雙方爆發衝突。惟此舉卻令「最前線示威者感到受阻，又指在場民眾中有信徒，亦有非信徒。最後，教牧決定離開前線，退到附近祈禱。」^{{9}}據悉，當晚約卅多名教牧前赴現場，卻發現空間狹小，示威者亦沒有預期教牧加入參與。有教牧形容當時場面尷尬：「地方擠迫，突然湧出數十人，而且圍著圈，人家要騰出位置，就更覺我們礙事了。」社運參與者習慣「走位」、「補位」。行動期間，若看到需要，就會自動補上，極少標榜自己身份：「掛上十字架，為要表達箇中象徵意義，但這個～需要拿捏得準。」

曾參與龍和道行動的教牧之一、九龍佑寧堂主任牧師王美鳳接受基督教媒體訪問時憶述，當時抱持「希望作和平之子，也希望守護學生」這單純願望。由於決定匆忙，事前亦未知會現場示威人士。當糾察安排他們坐在前排位置後，但在場人士又不知道他們用意，「立時惹來一些人的不滿」。^{{10}}這次經歴讓她體會何謂「真正的同行」：「同行若不是（與人）一起經歷那個氣氛和環境，是很抽離的。」

另一位有份參與的教牧王少勇牧師在其文章有更詳盡的描述。由於當時氣氛太緊張，有同工領唱詩歌：「但未唱完一節，便遭一青年呼喝：『牧師！唱歌唔該唔好嚟呢度唱吖，唔該！』。」王少勇形容這一段「小插曲」，令他「驚覺香港教會在牧養上的失效，原來已經跌到一個難以想像的尺度」，為此感到「難過」和「鬱悶」。令其鬱悶有兩大原由：其一是「在那一刻，穿著牧師服的教牧走進人群，被青年呼喝事小，不被現場和群眾需要事大。」多一個人就是多一重把握的群眾運動裡，教牧的存在竟對現場和群眾彷如「可有可無」、「無關痛癢」。他認為「這就意味群眾對代表著教會的教牧棄如敝屣」，代表「教會無地位」。其次，在政治場景中，「引以為傲的信仰可以怎樣付諸實踐？」當教會說有自己一套議程，又該如何展現？而最大問題還在於教牧「在當場錯判形勢」，領唱、領禱都「顯得格外蒼白無力而且言不及義」，代表「教會失章法」。這兩點相輔相成下，「構成香港教會在牧養上的嚴重失效」。^{{11}}

當日也在行列中的還有循道衛理聯合教會會長、香港堂主任牧師袁天佑。他形容當時情況急迫，明知作用不大，但也抱持姑且一試之心：「在那刻，要這樣做，其實是不幸的事。成不成功，已說不來了，只是盡人事。但～其實很難盡，能攔得住嗎？我們的頭是否可攔住警棍不打下來呢？做不到的。當時所做的，是表達關心。在這關鍵時刻，教會是關心，這是對社會一個見證，社會接受不接受是另一件事。我們基督徒做事，社會上未必個個接受。但不接受，我們也要做。在那刻，能做到多少呢？我沒有信心。」因此，面對群眾中，有挑戰說：「你做牧師，你估你擋到子彈？」也有人擲下一句：「你們不要阻住晒！」袁天佑牧師表示，不太覺得這些話是被侮辱，或視此舉為無用：「畢竟，我們都明白，那時候不容易做到些甚麼了。」他強調，及早關注，比出事補救更重要：「我想，當事情過急，想要做補救，往往做不到。寧願在未有事發生前，多做工作，反而更好。就如別待他們出子彈時譴責，其實如能早點關心社會，多表達基督徒的聲音，多做功夫，就更好。」

劉志雄亦指，教會似乎未曾發展、甚至並未意識到，面對今日爭取民主過程中出現的撕裂與分化，應走出來成為和平之子，宣講復和信息；而社會亦對教會擔當這角色沒有期望：「我想，華人教會過於側重個人道德，而較為忽略社會公義層面的教導；而在社會參與上，亦以社會服務為主，而非政策倡議。這些議題上，一直沒做研究，少會關注。到需要時，根本就沒有任何論述。況且教會一向少參與政策倡議，講復和，又只講人神復和，少講社會。社會自是不期望，亦不要求教會擔當這樣的角色。」況且，佔中議題於教內惹起極大爭議，不僅關注違法不違法問題，還要顧及與政權的關係，難免令教會思慮較多而影響參與，寧選擇退守在「中立」位置。

他認為，民主運動除了制度改變，人心與靈性的轉變皆十分重要，教會最理想角色正是成為社會良心。然而，香港教會似乎並未朝向這方面發展。劉志雄提議教牧宜多留意社運情況，甚至應多參與社會運動，起碼較易融入當中，從中了解自己的角色：「當我們帶著教牧的角色去參與，最先要認定是：『我們正參與在這場運動當中！』是支持運動，是『爭取民主的一份子』，只不過我們的身份是教牧同工，向人提供教牧方面的資源而己。若是落場參與，就必須興大家做一同件事，若要做人鏈，就去做；如要搬運，就去搬運。不要存一個心態：『我是教牧。我只做禱告關顧。』抱歉，不是這樣的。」

不過，亦有牧者對教牧嘗試居中調停的行動，予以肯定。袁天佑牧師相信，當晚走在前線，嘗試成為分隔線，最起碼令在場人士覺得教會並不是完全脫離了他們。牧會逾16年的Eagle亦認為，就如立法會議員張超雄和毛孟靜走上旺角街頭，立於警民之間，分隔雙方，防止衝突爆發，二人發揮了重要作用。儘管在龍和道事件上，現場群眾有不滿反應，教牧像是「不被需要」，但Eagle覺得教牧盡上努力，願意走出來，成為和平之子，已發揮了到作用：「有人或會說，他們立場本身是贊成的嘛～我不理會這個！就算你是反佔中，你也可以做和平之子，但有沒有這樣的人呢？沒有啊！換個角度，有很多教會群體反佔中，請問：『你有沒有出來做和平之子呢？』我看不見！」至於別人是否需要教牧在場，Eagle認為難有定論：「在場可能有五個人需要，五個不需要，亦有五個想趕你走。需要與否，實在難以界定。」

相干？不相干？

教牧走在現場，關浩然亦認為，不是因為在場人士覺得需要，更不是期望他們跑來要求教牧關心。在場，想談就談，彼此是朋友；但當有事發生，如有人被打或下在監裡，教會就當出現：「這該是我們的責任，因我們相信每個人都有上帝的影象。」

回想928當日或10月2日包圍特首辦的晚上，關浩然深刻體會那種「不相干」（irrelevance）的感覺。他形容，教會置身於社會運動中，確是個「無人需要」與「不相干」的角色：「如果有弟兄姊妹是示威者，非常relevant；如果是旁觀者，亦很relevant，電視機旁大把這樣的人。但如果我們既不是或不想被視為示威者，但又非旁觀者，而是以教牧的身份在場，卻又跟示威者保持距離。我們是不被需要的。我們在不在場，毫不相干，對在場的人而言，跟政府談判才重要，祈禱有何用？我們也不會代表學生談判。我們到那裡去，是為了禱告，但卻又可以走在一旁祈禱；去唱詩嗎？亦不必然要做，因可能影響在場人士收聽廣播。那麼，教牧來到現場，幹嗎？」

他續說：「我們確是irrelevant，但卻不是我們刻意做到irrelevant，而是我們的『相干』與這世界的『相干』並不相同。所以，不用期望人家需要我們在場。耶穌在當時，有誰需要祂上耶路撒冷呢？需要祂的人，根本不用祂上去；希律黨、羅馬都不需要祂。為甚麼祂在那裡？我們有時帶一個信息到那裡，不是因為對方覺得需要，就如宣教士到一個地方，如果渴望大家很想聽你的信息，不過是造夢。我們，就是一個沒有人需要的人，但我們是有貢獻的﹣待時機到了，你就去做。」

處身抗爭現場，關浩然認為其實沒有甚麼大家必要做的事，若看見有任何需要，一起做就是了：「拾垃圾，也可以呀。那天，催淚彈過後，地上滿是濕漉漉的紙巾，大家在執拾。見到事就一齊做。」

928投下第一輪催淚彈後，關浩然走到政總旁旋轉樓梯的封鎖線前，有示威者見他身上連口罩、眼罩都沒有，怕再有新一輪投擲，擔心他受傷，著他退到後方去：「哈，我想當『炮灰』嘛，所以完全沒有戴上保護裝備。在那裡，我真的不曉得該怎樣禱告！路上遇見誰，就為誰祈禱。有市民迎面來，就為他們求平安；見到警察，就為他們能夠克制禱告。」關浩然認為，教牧在場除了是見證教會的同在，也可以「炮灰」的身份出現，為暴力作證。因敬拜上帝，絕非只留在和諧平安之中，更需要走到黑暗與紛爭裡去，就如《聖法蘭西斯禱文》所提醒的。

關浩然強調，教會在場是非常重要：「即使在場，你並不知道自己可以做到甚麼，也未能提供任何解決方法，但那種在場，已經是一種『佈道』。就如羅馬書裡呈現的『聖殿神學』：當我們不知道該如何禱告的時候，神的靈就在我們裡面。當世界在悲痛嘆息，教會就在那裡，臨在痛苦當中。而當教會不曉得怎樣禱告時，聖靈就臨在。」

落場與離場

在催淚彈的硝煙中，關浩然想起了耶穌的母雞比喻。母雞不強大，甚至是脆弱的，但仍奮力守護小雞，把牠懷抱在翅膀下。他形容教牧在那刻的心情，大概也是如此。落場還是離場，有教牧坦言，在個人與家庭考慮下，無法走得太前；也有早已決定不會在場赴宴，但仍會為場中小羊，不斷來回奔走，落場、離場。

在母會牧養服事十多年的Ted早在六月已清楚告訴會眾，自己在這運動中的定位：「我性格不行，不是去衝那些，身體也吃不消、頂不住。若我被捕，也不知讓怎麼辦。」他形容，佔領場上的「場牧」，角色如同戰陣裡的軍中牧師：「我是教牧，所以我不會開槍，但我一定會療傷。這有別於潘霍華的講法，他會說：『你必須要死命的把那個瘋狂駕駛者扯下車，而不是只顧療傷。』我，以前也是這樣想的，覺得這樣做『好有型』！但現在已轉變。」

Ted直言，聽到弟兄姊妹說「教牧不在場」：「甚至有人這樣話我們。我也自覺做得很不足。」他認同，落場有其好處，但卻不認為落場所見的就是事實的全部：「落場有其好處，起碼多添一分同在感，加多一分諒解。我覺得做牧者，諒解十分重要，即使你不同意其做法，但必須諒解他因何而做。這是處理教會內任何人的衝突都要有的。即使你被激怒，但也必須努力諒解他為何說出這樣的話。若不在場，你無法諒解到，你感受不到，無論箇中是好是壞，都感受到到。」不過，他覺得不需要完全落場。固然有時確要到場，與他們共度數晚：「有人能夠抽離一點，提一提，也是好的。」Ted較空閒就會到場，走一圈，遇到熟人則打招呼：「其實沒有實質事可做，但別人說話，我就會聆聽，必須去感受一下是甚麼一回事。就算不喜歡聽，都要聽。」

誠然，不在場內，不一定就是置諸不理或棄之不顧。Eagle坦言，自己沒有走出去當「和平之子」，有兩個原因：一是不夠膽，二是體能不足，加上有家有室，孩子年紀尚小，擔心自己應付不來。

雖然離開場區，但同樣可以譴責暴力，Eagle認為這是值得而且必須要作的事：「不止是聯會層面，當我跟弟兄姊妹提起，他們都會問“『為何堂會沒有表達？』我想，堂會確可以向會友公開地、不卑不亢地表達，不是要支持哪一方，卻要譴責暴力、濫用粗言穢語，譴責不止是警方、也可以是示威者。」

離場

就如早前有報道分析宗教在這次佔領運動中的參與，特別指出基督宗教與香港民主自由權利的爭取，一直密不可分。而其中一位受訪者謝堅恆（Justin Tse），他為美國華盛頓大學擔任後博士研究員，曾深入研究是次雨傘運動與基督徒的關係。他認為基督宗教的影響，遠不止於平信徒在是次運動中的投入參與，當然這不是指建制教會也有份於其中；而是基督信仰的影響早已經由學校、媒體及社會服務，深植人心。^{{12}}

劉志雄認為在整個佔中運動發展裡，教會其實參與不少，不僅辦過多場研討會，也聯署了不少聲明。至於教會於後期的參與明顯大增，實為928催化所致：「多間教會開放場地，成為庇蔭所，我覺得是一種破天荒的做法。」

開放場地

鄰近施放催淚彈的金鐘、矗位於灣仔莊士頓道口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於928黃昏，已宣布開放教會作庇蔭所，予公眾入內休歇或療傷。袁天佑牧師憶述，因當日是主日，不少同工仍在教會，故得以迅速回應與行動：「同工都有留意這件事，只是沒想過事情會這樣發生。大家都在，應變特別快，也容易安排。況且不止香港堂，整個循道衛理會，一堂有事，另一間堂的牧師同工亦會一呼百應。因此，有許多堂會的同工都前來幫忙。人手充裕，運作亦順暢。」

民建聯葉國謙於十月底的立法會上，表示聽聞有教會於928當日收到美國背景的基督教教會人士電話，要求教會開放收容示威者。^{{13}}但事實上，今次絕非香港堂首度開放堂會予公眾使用。最明顯事例，莫過於2009年。其時，位於香港堂對面的酒店因有住客證實患上豬流感而需要封閉，所有旅客及員工必須隔籬，不得隨意進出。現時翻查香港警察網頁，仍可找到當年香港堂借出地下大堂供警務人員用膳及使用洗手間設施的記述。^{{14}}過去多次開放教會，服務社區，袁天佑認為，教會該成為一個予人方便的地方：「我們是較為開放，期望服侍社區內不同信仰或政治立場人士，包括警察，也有勞工來這裡開會。這樣的想法，我想在教友之間，都比較接納了。重要是運用這地方，並非用來攻擊別人。」

不過，開放堂會之舉，很容易令人以為教會支持「和平佔中」；再加上一些弟兄姊妹因佔領而生活受影響，難免會有意見或質疑。袁天佑不諱言，收到一些反對信，當中有匿名的：「匿名的不超過十封，亦有人致電我坦誠傾談。那人不是反對，而是對聖經及公義問題不太明白。儘管不完全同意，但肯談，都是好的。基本上，我看不到有很大的負面反應，大部份都表示欣賞。大家都知道，即使政治立場不同，不等如不提供幫助。的確，不一定所有信眾都同意，但反對的人不多。有些亦會覺得教會是一個用來敬拜的地方，是我們的，所以不認同開放出來，變成公共用途。」

十月初，袁天佑撰寫一篇題為〈位於十字路口的教會〉的牧函。^{{15}}他解釋，這牧函本是一篇講章：「後來我想，不在循道衛理的弟兄姊妹，我也有牧養的責任，於是採用牧函形式，寫給教友。因此，不是因為〔有人〕反對而寫，而是為了牧養信眾，尤其是在這時刻，好好反思教會的功能和角色。」

牧函內提到，教會的任務不能簡單地概括為「傳福音，拯救靈魂，教會不涉及政治，又或是應政治中立」，那不是「聖經對教會任務和傳福音的理解，也不合乎衛斯理約翰的傳統！」他寫道：

「我們所相信的福音，是拯救人脫離罪惡的福音。不單是脫離個人的罪，也要脫離因他人、社會或制度的罪惡對人造成的壓制。所以我們相信的福音也必涉及社會和政治的事情。「政治中立」，這是個謊言。有誰沒有他的政治立場呢？一位諾貝爾和平獎的得主Elie Wiesel曾這樣說：「中立從來只有助於壓迫者而非受害者，沉默永遠只會助長施虐者而非被虐者。」

袁牧師於去年國慶宗教界茶會上代表基督教界致辭時，直指人大831框架無助解決社會所面對的撕裂。他認為當時是「用愛心說誠實話而已」：「若你細心看詞句，我只是describe the fact〔描述事實〕，這是身為牧者，應有的膽色。當然亦要小心，要尊重他人，不要攻擊別人。對香港而言，人大的決定，我們不能夠閉上眼，視而不見。今天，不少人對內地官員say yes，做傳聲筒，我完全不同意。」

從開放堂會到走上龍和道，望成為和平使者，化解衝突，袁牧師認為這是教會應做的事：「我身先士卒，做一些遮擋的工作，以表達教會不是不能有立場。但在立場之間，我經常教導弟兄姊妹，必須彼此尊重包容。」

自87枚催淚彈施放過後，除了香港堂作庇蔭所外，於佔領首個星期，多達十多間基督教及天主教堂會或機構開放場地。直至佔領第79天，即12月15日、執達吏及警方在銅鑼灣進行清場當日，香港堂、中華基督教會公理堂，以及天主教聖母聖衣堂仍繼續開放，予市民入內安歇或祈禱。

其實，除開放教會場地，亦有信徒群體嘗試另闢場區。10月5日晚，逾40名教牧及神學生於添馬公園設立緩衝區，舉辦民間講壇，亦有輔導區、討論區及醫療區。Eagle一家曾參與其中一晚講壇，與會者積極參與討論，分享者盡力提供基本事實。他形容自己那夜亦經歴了公民覺醒：「原來我作為一個香港公民，很多事都不認識：無論是法律、憲法、公民權或選舉制度，都不甚了了。身為教牧，沒有認知；而作為基督徒，很多事也不了解。老實說，這樣無知，如何懂得回應呢？是否需要多學習呢？」他認為這種模式非常好，將來可以多做，教牧更應該多參與討論：「對內而言，舉辦專題講座或查經，教牧可按弟兄姊妹的情況落墨。若是對外，則民間講壇是一個空間或平台，講政治，談民生。而教牧可以做很多事，去聆聽，去表達我們的信仰看法。不一定要表明立場，但這可以成為一個互相交流影響的過程。」

11月中旬，「公民社會聯合行動」宣布成立。該行動共有19位發起人，其中包括教內熟悉的信徒領袖，如蔡元雲醫生、胡志偉牧師、袁天佑牧師、江丕盛教授，浸大講師邱祖淇，以及法律學者張達明，而參與團體中亦包括香港基督教協進會及香港基督教服務處。他們期望能夠成為「民間多方平台」，舉行公民論壇，深化民主討論，並為佔領運動撰寫民情記錄，已於今年二月中旬公布。

缺席

教牧和信徒選擇走到街頭，有的抗掙，有的牧養，有的嘗試化解衝突。而三個佔領場區內，不難發現基督宗教的足跡。胡志偉牧師總結雨傘運動時為三件事感恩，其一正是「感謝神引導教會進場同在」：「教會並沒有缺席；有關『雨傘運動』的街道圖與文獻等，耶穌與教會也被標誌在其中。」^{{16}}

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副教授龔立人分析雨傘運動的宗教角色時，亦提及基督宗教在是次運動的角色較為明顯。不過，他認為在整場運動中，「建制派教會和與示威者同在教會」明顯有別，並列舉了兩間教會的回應來說明。上文提及、開放教會作庇蔭所的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正是「與示威者同在教會」。而前者則以金鐘佔領區內、曾貼出「私人地方，洗手間不予外借」告示的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為例子。該堂會其後解釋，此涉及大廈管理問題，不容外人進出，才拒絕開放洗手間。^{{17}}

教會或信徒群體中，亦有選擇舉辦祈禱會，回應時局。不過，從獲邀上台分享的講者，以至分享內容與重點，或多或少仍可見主辦者立場路線的端倪。10月1日，以勒基金聯絡和發起連續三晚舉行的「眾教會同來，為香港求平安」祈禱會，分享者包括蔡元雲醫生、以勒基金總幹事陳歐陽桂芬、基督教選委之一司徒永富，還有任職警員的信徒及大專生。會上，以陳歐陽桂芬與四位中學及大專生的對話，最惹爭議。據基督教媒體報道，「陳女士亦有引導四位選擇不『不佔』的中學生及大專生，要有感自己正是聖經所言分別為聖的一群：『（其他）人佔中，我祈禱！』」^{{18}}

一場雨傘運動，突顯本港堂會的不同政治取態，胡志偉牧師將之歸納為四類：一為「封閉保守」，不容許或不鼓勵涉及佔中的討論，強調政教分離並反對任何違法行動，會眾中只有極少數參與佔領。其次是「保守改良」，為要留下雨傘新世代於堂會，較前者樂意作出適切務實變動。第三類「開放創新」，為數極少，或因不滿建制而自組堂會，傾向多樣發展、兼容差異，抗爭色彩濃厚。最後為「雙棲共生」，教牧和信徒留在原有教會事奉與生活，但同時另棲「路旁群體（parachurch）之內平行發展」。^{{19}}

其實，經過928事件，尤其是旺角街頭爆發激烈的暴力衝突過後，教會群體對於譴責暴力，敦促政府回應訴求的取態漸趨清晰明顯，譴責聲明聯署如潮湧現。仍未表態的宗派、機構或神學院，不免受到質疑。香港浸會大學宗教及哲學系教授羅秉祥對教會因「佔中」議題而撕裂，歸結於一個深層原因，就是「有些信徒感到教會偽善，對『向政府施加壓力』有雙重標準。」文中，他以2013年1月13日「愛家共融祈禱音樂會」作對照：

「不少教會領袖不願意在社會中伸張公義，就是害怕參與這種強制的角力，害怕捲進一個後果難測的漩渦，害怕被其他政治力量騎劫，害怕損害與政府的關係。因為這些恐懼，就裹足不前，寧願保持緘默，並美其名為政教分離。然而，同樣一批教會領袖，卻為到自身的宗教自由，去年發動群眾運動向政府施壓。」

他指出，正因「他們對向政府施壓持雙重標準，對於香港政府對「雨傘運動」的暴力傾向曖昧不言，引起信徒不滿」，以致「香港目前有好幾個宗派的教會正面對一個道德公信力危機」，「要挽回這個道德公信力的最基本第一步，應該馬上高調呼籲香港政府克制」。

袁天佑亦同意這觀察和看法：「我基本上也有相同的觀感。否則，如何解釋對這事發聲，但對另一件事沉默。以哪個標準來衡量呢？我覺得，不一定要說贊成或否決，但你總會有些意見。……我最關心是切身處地，我是否有權去選？政治是否開放？但教會卻一句話也不說，我看起來，就不是～佷～應～該的。你要與市民走在一起，也要了解市民的訴求，所以教會也要發聲。我們不是要等到用催淚彈和槍，才譴責，這樣已太遲。我們應在事件裡，贊成或不贊成普選，其實都應該多表達意見～作為教會。我覺得如果教會說是『政治中立』，不表示意見，正如我說，不表示意見很容易成為當權者喉舌，這是非常危險。」

這場香港史無前列的政治運動，誠如龔立人所言，在在「挑戰了教會的本真（authenticity），即教會是甚麼，以及教會如何在香港生活。^{{20}}

傘後

傘後一週年，它對教會的挑戰不曾止息；反之，回歸日常，才面對真正考驗。

經常走到現場的關浩然牧師在紀念專題講座上直指，928事件「揭示了政權的驕傲，以及現今福音派教會的短樁」。他批評大多福音派教會的關注只在於自保，關心的是宣教禾場如何不受影響，卻對社會關懷、社會公義沒有很深的反省。關浩然形容「現時的香港教會僭建了兩條支柱為神像，分別名為『平安』和『中立』」，動輒以此等理由為根據，「自私自利地與世俗政治分離，卻熱衷關注教會擴堂等事宜」。^{{21}}

而袁天佑牧師早前接受教內媒體訪問，回顧雨傘運動時，就坦言這場運動對教會來說，「是一個警號，讓香港教會醒覺不能離地生活，而是與社會有緊密的關係。教會有意見紛歧，可以支持，可以反對，但不是漠不關心。」他指出，教會不能夠繼續如過往般生活，而「應對社會事務不逃避，有準備，懂得反應。」他認為，教會可以在不同場合讓信徒探討社會問題，如此的話，「就不會當有事情要回應時，突然措手不及。」現已退休的袁牧師，回顧那79天的運動，他認為既有好的一面，也有悲傷的一面。喜是看到很多人肯付出代價，悲亦由此可見，香港社會存在許多不公不義的問題。對於不少批評雨傘運動亳無成果，袁牧師卻認為從政改被否決的「甩轆」事件，以至近期香港大學校友會的投票，皆可見上主的手在其中，祂並沒有放棄香港。^{{22}}

迎向一週年紀念，教內團體以不同方式回顧及反省箇中的深刻影響與嚴峻考驗。當中有舉辦專題講座或研討會：例如9月中旬，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主辦、《時代論壇》協辦第九屆週年牧養研討會，講題之一為「政治紛爭下的證道」，中國基督教播道會同福堂主任何志滌牧師、中國基督教播道會港福堂榮休牧師吳宗文與基督教豐盛生命堂顧問牧師陳恩明牧師分享。而傘城網上教會，則舉辦「928一週年專題講座﹣﹣瘋暴中的聖徒」。講員為工業福音團契總幹事葉漢浩博士、UCC創會牧師、基督教中國佈道會尖沙咀迦南堂堂主任關浩然牧師、香港中文大學崇基學院神學院助理教授陳龍斌，並有葉潔貞女士分享。^{{23}}踏進10月，則有循道衛理聯合教會香港堂職青部舉行「有傘有聚」座談會，講者包括香港浸信會神學院基督教思想（神學與文化）教授鄧紹光博士、在雨傘運動中走在前線的參與者、循道衛理聯合教會安素堂宣教師張苑心女士，以及世華網絡營運總裁劉進圖，從信仰、德國教會經驗，及香港傳媒現況反思這個課題。

另一方面，這一年以來，亦陸續有不少關於雨傘運動的著作出版，其不少著作採取敘事或口述史方式書寫，例如由由筲箕灣潮人生命堂執事林萬榮策劃、採訪及撰稿的《消失了的七十九天》，記述79名參與者的心路歷程和心聲；而香港基督徒學會出版的《傘緣未圓》，亦屬此類。此外，亦有擔任導演的信徒，拍下基督徒參與雨傘運動的情況，製作成《世代同行》紀錄片，期為這段歷史留下記錄，並於9月中旬舉行放映會。其後，亦於香港基督徒社關團契舉辦的「9.28一周年紀念崇拜」上，再度放映。而是次崇拜乃於928當日下午在立法會示威區門口舉行，由胡志偉牧師證道。宣講中，他引用舊約神學家布魯格曼（Walter Brueggemann）的著作《先知式的想像》，指出舊約時代敬拜群體中，一直有兩套神學在對決。其一是「皇家意識」（royal consciousness），今日用語就是「建制神學」，強調以本身的安穩取代對上帝的信靠；另一種則恰好相反，是「先知意識」（prophetic consciousness），即不以既定眼光觀照事物，而是有另類觀點來想像。^{{24}}

事實上，隨政改被否決，傘後的人心散換，在舉辦講座寫作以外，也有信徒群體嘗試另尋出路。當中，有正在籌劃組成「智庫」（Think Tank）。這教會智庫不強調政治立場或取向，冀根植自基督教信仰倫理及價值，並社會科學研究精神，回應時政、製作教導素材，以及在重大議題上，整合教會共識，充當民意出口。智庫以外，亦有11位教牧、信徒和學者組成《使命公民運動》（下簡稱《使命公民》），其定位為「關社的屬靈運動」，顧問成員更來自不同神學院的老師和學者。該組織於9月28日舉行「雨傘運動一週年培靈會——向這城呼喚：從失落到盼望」，講員為陳恩明牧師，當日有逾千名參加者。^{{25}}

信仰反省

基督徒群體在這場歷時79天的社會事件有著種種不同的反應，既源於不同的神學立場，也源於對處境的不同判斷。單是這個事件如何命名，已因政治立場的不同而有明顯差異。這場運動主要是市民自發佔領金鐘、旺角、銅鑼灣等地，因此有些人（包括走中間路線的傳媒）稱之為「佔領運動」。自從戴耀庭、陳健民、朱耀明公佈「和平佔中」的計劃以來，中共喉舌及建制派人士便持續攻擊「佔中」。雖然928後局勢早已脫離佔中三子的計劃，建制派仍稱此事件為「佔中」，其後更稱之為「違法佔中」，並強調違法就是破壞法治，以拉攏更多市民支持建制派的立場。另一邊廂，參與運動的市民以不堪一擊的雨傘（還有眼罩、口罩等脆弱裝備），抵擋警方的摧淚彈、胡椒噴霧和警棍，外國傳媒遂稱之為「雨傘革命」。有些人樂於接受「革命」一詞，但歉「雨傘」不是地道的香港粵語，故稱為「遮打革命」。有些人則認為「革命」一詞名不副實，或擔心字眼引起誤會，遂改稱「雨傘運動」。

認為事件是「違法佔中」的教會群體不會在場，理由是違法就是不順服掌權者，違反了聖經有關順服掌權者的教導（如對羅十三及彼前二的理解），故教會不應支持（或被人誤以為支持）違法的行動，而應義正辭嚴地責備。若有會友參與佔領，教會要勸喻他們回轉。

更多教會群體盡力對事件保持中立。有些採取比較消極的立場，認為教會不應涉及政治，因而崇拜聚會中絕口不提佔領運動，甚至禁止在團契小組內談論此事。較積極一點的，是在崇拜聚會中為香港社會局勢禱告。可是禱告也很難真正「中立」，因為禱告必然涉及對局勢的判斷。佔領運動究竟是香港市民自發地以和平方式進行公民抗命，爭取基本法所承諾的普選？抑或是香港市民受別有用心的搞事份子煽動，以違法和暴力的行動脅迫中央？有時禱告內容沒有明言對局勢的判斷，可是「求主讓香港回復秩序和安寧」，與「求主使公義與民主實現於香港」，那就甚為不同。較具體的事情就更難中立。警察對著沒有武器亦無暴力行為的示威者施放胡椒噴劑和催淚彈，究竟是警方果斷鎮壓「暴徒」？「黑警」公然濫用暴力？抑或是不理誰是誰非的「警民衝突」？若然問題出於某一方，或出於不公義的結構，則只是祈求上帝帶來和平，而不同樣祈求上帝施行公義，顯然有失偏頗。正如〈基督徒守望香港宣言〉指出，「若我們在大衛與歌利亞之對峙中……勉強中立或鼓勵和解，結果可能是助紂為虐。」^{{26}}

有些牧者和信徒不單在教會聚會中為時局代禱，更選擇走進佔領區現場。他們無論作為「同行者」、「和平使者」抑或「抗爭者」，皆可被理解為走進人群中的教會。在運動中發揮「同行者」角色的「教牧關懷團」最容易表達這點。正如上面所說，這個有崇拜、聖餐、禱告、分享、探訪的群體，堪稱「無牆小教會」。從神學角度而言，教會有無牆壁根本無關宏旨，因為教會的本質不是建築物，不是體制結構，而是上帝的子民、基督的身體、聖靈的居所。宗教改革時期提出：聖道的純正宣講，聖禮的正確施行，就是教會。我們可以擴闊一點去看：聖道的宣講，不限於講道，而是對聖道的表達。聖道可以有不同的表達方式。正如改教家指出，講道是聽得見的聖道，聖禮則是看得見的聖道。聖禮藉物質和身體的動作，表達聖道。我們可以說，把上主的聖道以具體的、在場的行動表達出來，也是宣講聖道的方式。畢竟，耶穌基督正是上主的道成為肉身，亦即以有血有肉的生命，以在場的方式，以言語及行動，表達上主的道。教牧關懷團透過種種具體的行動表達上主的聖道，正是把看不見的教會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出來。

同樣道理，走進警察和佔領者中間，嘗試擔任「和平使者」的教牧群體，也可體現著教會，因為他們努力締造和平的行動，可被視為上帝聖道的其中一種表達方式。然而，表達是一回事，領受卻是另一回事。教牧人員嘗試分隔對持雙方的行動，似乎不太獲得佔領者欣賞。讀者或許記得2014年初有關烏克蘭示威現場的一些令人動容的照片，顯示東正教會的神職人員站在防暴警察與示威者中間。可是香港卻不是烏克蘭，基督宗教未曾成為主導社會的宗教，民眾對神職人員的敬重不可同日而語，聖詩更不是主流文化的一部份。因此，教牧人員穿著牧師袍走到佔領者與警察之間甚至唱詩及祈禱，佔領者會覺得不明所以，而且會阻礙他們的行動，因而呼喝驅趕。然而，無論這些舉動是否被接受，能夠減低不必要的暴力衝突，締造（可能只屬短暫的）和平，也是基督徒所當行的（參太五9，和合本修訂版）。

即使教牧和信徒以「抗爭者」的方式參與，也有可能被理解為表達著聖道，因而體現著教會。不少人或會認為「抗爭」與教會的使命實踐格格不入。然而，假設佔領運動的目標，乃是對抗某種壓制人性、使人失去自由的權勢，則「抗爭者」所做的，可謂體現教會延續耶穌基督的使命，即在世宣揚、見證、實踐天國，包括效法耶穌基督趕鬼，對抗邪惡的權勢。即或不然，若佔領運動能為香港市民爭取公平公義的制度，則「抗爭者」也可以是秉承先知阿摩司和彌迦的教導，致力實踐及促進社會公義。

以上帶出一些值得思考的問題：教會群體的「在場」，應該強調基督徒的獨特身份（identity），因而行動也宜與別不同？抑或應該強調基督徒與其他人的團結一致（solidarity），因而盡量縮窄與其他人在行動上的差異？前者或讓參與社會運動的市民感到基督徒與他們保持距離，後者或讓基督徒感到自己參與社會運動跟其他市民並無分別。福音書所呈現的耶穌，讓我們看到怎樣的可能性？

本文主要討論教會群體的在場。然而，上主是否也在場？如何在場？雨傘運動期間有那些人和事，可以讓我們領略上主的臨在？